酌古始而陋凡今，備文質之彬彬

  作者: 張根雲

　　蔡邕是東漢後期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他對眾多文體都有嘗試和開拓。其中，最為人所稱道者是碑銘，而歷來最受譏諷者也在碑銘。碑文作為文體獲得認可，曾經歷了一番紛爭。而引發這場紛爭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碑文巨匠蔡邕。碑作為一種文體，其命名本來就與頌、贊、銘、箴、誄等文體的命名方式截然不同。正因為它不以功用命名，而以載體命名，碑的題材範圍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其他文體的範圍有交叉，甚至重合。由於它可用來紀功，就與銘的題材有重合。又由於它更廣泛地被用於喪葬，就與誄的內容不易區分。蔡邕作有【銘論】，他崇信【左傳】的記載，頗重銘體記述功德的用途。由其現存碑文來看，蔡邕本來並未對碑、銘予以區分。但是，由於自東漢起石碑的使用日廣，鐘鼎等禮器則逐漸稀少，因此銘文原有的稱頌功德的內容，已經成為碑文的專利。同時也因為蔡邕為碑文寫作所確立的新的規範，終於使這種文體獲得獨立的地位。自蔡邕以後，歷代創作不絕。其間經歷了從碑銘到墓志銘（也叫『碑誌』）的演化過程。到唐代，碑誌創作達到了一個高潮，古文運動的幾位大家都涉足此體。他們的創作雖各有新變，但幾乎都繼承和吸收了前代作家，尤其是蔡邕碑銘創作的經驗。
　　唐代古文運動是一場文學復古運動，參與這一運動的作家一致認同三代西漢之文風，但對於東漢的文風是否值得學習，則見仁見智，存在分歧。那麼，作為東漢一代的一流作家，蔡邕在唐代古文家的心目中究竟占有怎樣的位置？本文主要探討的就是唐代古文家對蔡邕碑銘文的態度，以及他們的創作受蔡邕影響的情形。
　　關於古文運動的發生過程，梁肅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云：『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此後，【新唐書•文藝傳】對此說加以補充，上溯至王勃與楊炯，下推至韓門後學李翱等人。本文所探討的對象，就是綜合二家之說，並參考孫昌武先生的說法，包括了從高宗朝至武宗朝，凡是對於古文運動的發生及發展有所貢獻的作家。
　　
　　一、國史之筆
　　
　　唐初，延續北朝的風氣，碑誌寫作大行。【舊唐書•職官志二】載秘書省設著作局（龍朔為司文局），其著作郎（龍朔為司文郎中）與佐郎『掌修撰碑誌、祝文、祭文』。可見上層統治者對於碑誌的重視。
　　孫昌武指出：『在「古文運動」中，碑傳文章成就卓異。』（【唐代古文運動通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全唐文】收王勃碑誌十篇，楊炯二十多篇，陳子昂近二十篇，張說約七十篇，李華二十多篇，獨孤及三十多篇，梁肅二十多篇，權德輿八十多篇，韓、柳各六十多篇，呂溫約十篇，李翱十多篇。他們都在有唐一代留存碑傳文最多的作家之列。不難看出，凡古文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及受其影響的作家大多皆為碑傳寫作的高手。
　　王勃、楊炯都很推崇蔡邕的碑銘之作。他們都在自己的碑文中，屢屢提到蔡邕的【郭有道碑】，認為此碑言無虛美，褒獎得實，符合作碑文的最高原則。而且，他們都自覺地把自己看做是這種精神的繼承者。同樣的，稍後的張說、孫逖等也都在其所作碑文中表達了同樣的志向。
　　【後漢書•郭太傳】記載漢末名士郭太死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蔡邕在生前已經看到了碑文寫作中存在的一種致命的弊病，此後，他所擔心的事情終於愈演愈烈。【宋書•裴松之傳】記載裴松之對於『世立私碑，有乖事實』，『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的社會問題提出嚴厲批判，並進而聯繫到『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的事實，將矛頭直指蔡邕。裴氏提到的碑文寫作中存在的普遍問題雖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但他們大多不但沒有責怪蔡邕，反而因為他有先見之明，並且至少提供了【郭有道碑】這一範例，所以對他深致敬意，並把他所提出的無虛美的原則作為碑文寫作的極則。據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翁注引閻若璩校語云：『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於此不難見出蔡邕作為碑文寫作最高準則的確立者所受到的尊敬。
　　蔡邕曾自述其學術說：『騁馳乎典籍之崇途，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釋誨】）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伯喈『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不僅如此，他還工於書畫，精於典章禮儀之學。真可謂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這正是歷代文人最艷羨之處，唐人尤其如此，他們對『蔡中郎之博學』（楊炯【盈川集】卷九【隰川縣令李公墓志銘】）是十分心儀的。
　　蔡邕的博學主要表現在對於典章制度的熟悉，也就是史學方面的才能。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蔡邕曾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又『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蔡邕觸怒王允之後，馬日因珍惜蔡氏的史才而予以救助。蔡邕死後，鄭玄曾嘆息說：『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可見蔡邕的史學才能在當時是很受推許的。【漢書•司馬遷傳贊】云：『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王允之所以殺害蔡邕，是怕他像司馬遷一樣作『謗書』記錄當時歷史，但恰恰是他這一不自覺的比附，倒使後世有些人把蔡邕和司馬遷的遭遇以及著作聯繫起來，因而在『實錄』這一點上找到了二者的相似之處。而這種『實錄』原則，與儒家懲惡褒善的文章傳統正相一致。
　　古文運動的早期倡導者李華是當時極受推許的碑誌大家。他在【著作郎廳壁記】中追述了三代以來『國史』之職『褒貶懲勸，區別昏明』的教化功績，又特別強調漢代司馬遷、班固、蔡邕等史官的重大作用，進而讚美當時的著作郎崔傑『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李華說，貞觀年間，『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著作郎本來是執掌『碑誌祭祝之文』的，但後來其實身兼『經緯斯文，昭宣有政』的國史重任。不難推想，其時碑誌寫作已經取得了與國史修撰並列的位置。因此，上行下效，碑文作家必然要求具備良史之才。李華所推重的蔡邕之文的『儒雅』，也即劉勰所稱『精雅』，其中含有對其史學才華的讚賞。蔡邕之文以儒家經典為本，合乎【春秋】筆削之旨，因而風格雅正。
　　張說在【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說：『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教忠，俱傳不朽。』在這裡，張說認為蔡碑之可貴，正在於其合乎儒家文統的『報德教忠』的主體思想。他在【齊黃門侍郎盧公神道碑】中又說：
　　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楊，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邢、盧、薛，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詠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
　　對西漢文學，張說不像當時一些作家以及其後的古文家那樣注重政論文，而是關注賈、馬、王、楊等人的辭賦。而對東漢以至隋代文學，所看重者主要是詩歌與辭賦，但也還看重頌讚和碑銘，其所論及的北朝幾位作家，溫子升、邢邵皆以碑誌擅名，幾乎不作辭賦。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這些作品不管是純個人的『吟詠情性』，還是合乎儒家傳統，立足政教的『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在內容上都是可取的，其持論可謂通達。當然，蔡邕的碑銘應該是屬於『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之作，這正是他推重蔡碑的一個重要原因。【後漢書•蔡邕傳】記載：『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蔡邕對孝道身體力行，這或許是促使他不斷寫作碑銘的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金明【漢魏晉南北朝誄碑文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蔡邕為漢末通儒，曾『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於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後漢書•蔡邕傳】）。此外，他還精於典章制度儀禮之學，著有【獨斷】、【月令章句】等。這種專門的研究應該更能加深他對儒家喪葬禮儀根本精神的理解，從而不僅有利於在碑銘寫作中熔鑄經典如己出，而且使他的碑文創作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自身踐履並宣揚儒家道德準則的有效途徑。而後世有一些作家，正是被蔡碑的這種內蘊的精神力量所震撼。
　　

　　在此以後，韓愈的弟子李翱也很喜愛蔡邕的碑銘。他在【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中高度評價蔡邕作【黃鉞銘】，合乎古人作銘『以紀功伐，垂戒勸』的傳統，進而批評近代文士『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非所謂勒功德誡勸於器也』的不良傾向。
　　梁肅在【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中評價獨孤及之文『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在古文運動中，『實錄』的原則是被奉為金科玉律的，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蔡邕碑銘受到較為普遍的推崇。
　　
　　二、頌述之文
　　
　　唐代古文家中，對蔡邕碑銘文評價最高的是碑誌巨匠權德輿。他在【醉說】中評價蔡碑『酌古始而陋凡今，備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為雅，善用故而為新。雖數字之不為約，雖彌卷而不為繁。貫通之以經術，彌縫之以淵元』。權氏除了讚嘆蔡碑源於經、史的典雅的內容，還特別強調其藝術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是用典，『善用常而為雅，善用故而為新』。這與【文心雕龍•事類】所謂『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是一致的。二是剪裁，『雖數字之不為約，雖彌卷而不為繁』，即繁簡得中。
　　據【舊唐書】本傳記載，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為宗匠焉』。他在【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中說：『張老之輪奐，……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若夫……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權氏認為伯喈之碑銘合乎雅頌的傳統。他自己的碑誌以駢體為主，很重視文采，但是他看到了後來以蔡、阮（蔡邕弟子）為宗者所存在的偏差，即『詞或侈靡，理或底伏』。這兩個方面其實是相關聯的，過於逞辭弄藻，必然妨礙說理的清楚明白；而蔡、阮之高明，正在於能恰如其分地處理詞與理的關係，顯示出後人所不及的才力，這恰是權氏所追求的。釋皎然在【答權從事德輿書】中說：『初，貧道聞足下盛名，未睹制述，因問越僧靈澈、□古、豆盧次方，簽曰：「楊、馬、崔、蔡之流」。』這一對權氏的評價可謂切中肯綮。
　　范曄在【後漢書•蔡邕傳贊】中評價伯喈為文『心精辭綺』。王勃也屢屢稱道『伯喈雄藻』。（【與契將軍書】）據【舊唐書•張說傳】記載，張說『為文俊麗，用思精密，……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張說極為推崇四六宗匠庾信的文風，亦很推重『四傑』之文，正是出於對其文采的喜愛。自然地，蔡碑之『辭綺』定能引起他的共鳴。另外，張說作文『用思精密』，這一點與蔡邕之『心精』恰好一致，可見二人具有相同的對於文章構思精巧的藝術追求。無獨有偶，後來的古文家、醉心於蔡碑的崔元翰作碑誌時亦『致思精密』。不難推斷，唐代喜愛蔡碑的作家，看重其構思精巧之特色者當不在少數。
　　作為古文運動萌芽期的重要作家獨孤及的弟子，崔元翰非常用心地師法蔡邕的碑文。【舊唐書•崔元翰傳】記載：『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與崔元翰同時的權德輿盛推崔氏之文，稱其『師遵六籍，磅礴二漢，……閎茂博厚，菁華縝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王勃、楊炯之後，張說之前，碑誌寫作曾出現過一股新的潮流。【舊唐書•文苑傳中】記載：
　　富嘉謨……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富氏二頌今不存，吳氏之銘見【全唐文】卷二三五，題曰【唐北京崇福寺銅鐘銘並序】，主要為散體，間有偶句。岑仲勉【金石論叢•續貞石證史】收錄富、吳合著的【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墓誌】，且據【舊唐書】此段記載，云：『今讀其文，誠繼陳拾遺而起之一派，韓、柳不得專美於後也。』此碑之志文全為散體，銘文偶句極少，對偶亦不工，銘文後有附志，亦散體，記死者之子孫。所謂『富吳體』的新風格，即打破專用駢體的行文規則，抵制『浮俚不競』的文風，學習古代經典以散體為主的行文風格，力求達到『雅厚雄邁』（【新唐書•文藝傳中】）的境界。當然，其『以經典為本』不單是學其皮毛，而更重要者在於學習經典的思想內核。因此，這種新文風，其實是矯正了在碑誌寫作中被徐、庾等人發揮到極端的過分注重遣詞行文的形式華美之弊，轉而注重碑誌這一文體所應承載的儒家道德教化的功能，這在實際上恰恰與蔡邕所確立的『無慚德』的精神相一致。這種新文風，受到張說以及蕭穎士的極大好評。
　　李翱在【答皇甫書】中云：『仆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仆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此言不無自負的成分。在李翱心目中，儘管就文采來說，蔡邕似乎不如司馬遷，但就碑銘之文而言，蔡氏亦是一種值得學習的標的。對於李翱頗為自負的兩篇文章，裴度評價說：『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教義，煥於史氏。』（【寄李翱書】）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蔡碑輔助『教義』的史學精神。其師韓愈曾這樣評價柳宗元：『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新唐書•柳宗元傳】）韓、李立論是一致的。儘管他們認為東漢文在氣質上要弱於西漢之文，但對於像班、張、崔、蔡這樣的大家，也不無崇敬之意。對韓愈古文觀的形成有直接影響的獨孤及就嫌『荀、孟朴而少文』，因而既主張向西漢的賈誼、司馬遷學習，又主張向東漢的班固學習，難怪其弟子梁肅認為其師之文有『兩漢之遺風』（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作為李翱十分尊敬的一位文壇前輩，梁肅對兩漢文的評價比較客觀。他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說：『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途者也。』這裡沒有按時代的分界來評價兩漢之文，而是把兩漢文章寫作看做一個整體，比較客觀地指出貫穿兩漢時代始終的是兩種不同的文風，前者『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後者或『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或『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雖然後者在思想上稍遜於前者，但亦自成一派，與前者一樣都文理兼勝，足為後世法。照這個標準衡量，蔡邕應是與張衡等為一派。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唐代古文家之所以喜好蔡邕的碑銘之作，是因為蔡邕確立碑文寫作的『實錄』原則，其文融化經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標準，遵循褒貶勸誡的根本原則，而且構思精巧，辭藻豐富、典雅但無俚俗、華靡之弊，運用駢儷之語而能所恰如其分，不以辭害意，充分體現了高超的文學才能。總之，蔡碑典雅而又優美，達到了較高的藝術境界。
　　劉師培說：『碑銘之體應以蔡中郎為正宗，然自齊梁以迄唐五代，碑文雖較遜於伯喈，而其體式則無殊於兩漢，蓋惟辭采增華，篇幅增長而已。』（【文心雕龍•誄碑篇口義】，載【國文月刊】1945年第6期）此言可謂得之。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