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與法家的功利思想比較（2）

  來源: 【中國學術研究】

2、兩家關於『富國』的思想  


    儒法兩家雖然都主張富國，但富國的內容卻不盡相同。儒家的富國主張是藏富於民。『百姓同之』(【孟子・梁惠王下】)『上下俱富』(【荀子・富國】)。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儒家學者，都能比較深刻地認識到，經濟生活是其它社會活動的基礎，人們的衣食住行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前提。孔子清楚地認識到『貧而無怨難』(【憲問】)、『小人窮則斯濫矣』(【衛靈公】)。【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路】)孔子還以『邦有道，貧且賤恥也』(【衛靈公】)為口號，號召人們發展生產，追求財利。孟子的治國方案也是以富民為主：『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荀子更是重視富國富民。為此，他特地寫了【富國】篇，他樂觀地認為，只要按儒家主張的一套行事，就會使得『財貨渾渾如泉源』，如此，老百姓自然就會『愛其上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富國】)   


    法家的富國則是建立在『民貧』的基礎上，譬如商鞅，雖然他也說『民貧則弱國』，主張用耕戰和賞賜的方法使他們富足，但這不是他的本意。因為他認為民『富則淫』，富了就不再追求耕戰，國君的賞賜就失去了效力，所以他說；『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商君書・說民】)讓人們在貧富之間不停地變動。  


    不過從他把官爵分為十二等級來看，他的『貧者富，富者貧』只是要在老百姓之間(不含統治者)縮小貧富差距，維持一個最低的生活標準，好讓統治者的刑賞二柄時時能起作用。但無論如何，國家要『倉府兩實』(【商君書・去強】)。這就是他貧民以富國的政策。韓非也是公開反對足民的。他舉例說：『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侈泰則家貧』，所以他的結論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參)史(魚)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韓非子・六反】)。  


    為此，他還極力反對濟民政策，可見，韓非也同樣認為，只有讓人民保持貧困不足的狀態，國家才能治理好。法家這種貧民富國的主張，是儒家所反對的，從這種貧民富國的主張中我們有理由認為，法家考慮更多的是地主階級一個階級，甚至是君主一人的功利，而儒家藏富於民的思想，則有較多的人民性立場，更近於功利主義的原則。  


    不管是從較多的人民性立場或是包括工商在內的較廣泛的求功利範圍，我們都認為儒家功利思想的內容，較之法家更全面，更廣泛。  


    (二)儒法求取功利方法之異  


    儒家強調以義求利，重視仁義道德的功用，而法家則是為求利而不擇手段。儒家其實並不反對講私利，只是要求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之前，首先考慮這種追求是否符合禮義，至少是酬有應得而不是損人利己，這就是孔子說的『見利忘義，』『義，然後取』(【憲問】)，孟子說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荀子說的『君子……欲利不為所非。』(【不苟】)但是只要符合道義，哪怕作『執鞭之士』去求富貴也行(【論語・述而】)，只要符合道義，『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騰文公下】)，『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荀子・榮辱】)近代革命家章太炎批評儒家說『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湛心榮利』。[2]  


    這種批評雖有些偏激，但也的確反映出儒家並不反對追求符合道義的『個人利益』。而法家則不然，商鞅和韓非都認為，『自為』『好利』是人不可改變的本性，人與人之間無仁義道德可言，醫生吮人之傷，造車者希望人多富貴，造棺材者希望多多死人，這些並非有什麼恩怨，只是為了求利而己。韓非說：『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顯學】)並且認為，『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當今只能『爭於氣力』。  


    在他們看來，君主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可以全然不顧任何道義約束，不擇手段地為所欲為。為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君主不但應該而且必須充分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以賞罰二柄作為武器，用厚賞引誘人們心甘情願地為國君賣命，用重刑迫使人們不得不為國君賣命，這種非道德主義的觀點，無疑是偏激的。  


三、儒法功利思想的異同對當今的啟示  


    儒家理論上的構思是很完備的：他們強調德治，並不否認刑罰；重視農業，也強調工商，反對不義戰爭，但也支持正義戰爭；強調足君富國，更重視富民利民……面面俱到，無懈可擊。但其根本的缺陷是不能審時度勢，抓住社會的主要予盾，集中全力予以解決，更多的是在作理論的思辯。其次，儒家雖有功利主義思想，但如何把理論原則付諸實現，則缺乏具體的論證和有力的措施，這樣有時不免流於空談，法家的農戰政策雖然片面狹隘，但的確是抓住了社會主要矛盾並能集中全力予以解決。正如劉澤華先生指出的那樣：『從那個時代看，應該說，抓住了農戰，確實把握了鏈條的中心環節，與其它諸子相比，遠不如他們娓娓動聽，但是從歷史進程看，大而無當的娓娓動聽之論，遠不如著名切實的政策有利於事。』[3]   


    突出的農戰政策，非道德主義的嚴刑峻法，在當時較之儒家以仁義道德為主而面面俱到的方法獲取功利更為有效。法家的功利思想，在秦國爭取一統天下的征戰中，的確發揮了驚人的作用。史實證明，儒家全面考慮問題的做法和法家抓住主要矛盾的做法，都有合理的內核值得借鑑。現階段，我們國家正努力構建和諧社會，作為國家和政府，要注意人們合理的個人利益；作為個人，應以大局利益為重，不要追求不合道德的利益，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會變得更加穩定和諧。  


作者：孔凡洪  原題為：先秦儒家與法家的功利思想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