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瓦解：中央权力纷争 地方离心离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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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即位后，这种权力的平衡遭到了破坏，“由于秦二世在秦国并无尺寸之功，靠着沙丘政变登上君位，不但缺乏应有的政治威信，而且缺乏应有的政治磨练，其社会认识更无法与其父秦始皇曾经的雄才大略相提并论”。对于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即位，当然不会让军功贵族心悦诚服，何况他们心中早就有了皇位的继承人选。扶苏从未被秦始皇立为太子，但以他们熟知的秦国的历代君主王位传承来看，王位都始终遵循着立嗣以长的传统，所以当扶苏被贬到上郡作监军时，他们视之为秦始皇对扶苏将来作皇帝的历练。可现在素来为军功贵族所轻视的几个人以阴谋的方式非法的手段篡夺政权，并开启滥杀功臣的先例，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样对秦二世而言，“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自己总是在担惊受怕里生活，但自小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中全是皇权至上、惟我独尊的观念，使他意识到既然这些人全是自己继承皇位的威胁者，要想生存就只能铲除他们。二世从一出生就是伴随着帝国的成长而长大的，没有见识过统一六国时的血雨腥风，误以为凭借帝王的权威就可以令天下人臣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没有始皇帝那么多的顾忌，在赵高的唆使下很容易动手铲除那些令他生厌的政敌。在这里，形无等级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无论何人一旦被牵连上，就只有乖乖就戮的命了。诸公子公主的结局，功臣的命运在整个宫廷上下、朝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恐怖的政治氛围使得人人忧心生死，纷纷上书表示忠心，二世也就不必担忧别人会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朝堂内外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般地在帝国散开，幸存的军功贵族开始自谋出路，南越赵佗毅然自立与中央断绝往来，帝国的近五十万南部军不再为秦所有，巨鹿之战后帝国最后一位将领也被迫带领二十万军队降敌。伴随着军功贵族完全退出舞台，秦王朝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了。
    2、军功贵族与官吏的攻讦
    军功贵族与官吏的矛盾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本土派与外来客卿人士的争斗。秦自穆公以来就有重视外来人才的传统，商鞅变法后，君主更将山东来秦人士看作是自己争取的对象，形成一大批“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职业官吏。这些人不似贵族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没有向君主挑战的实力，他们是君主权力的忠实守护者，忠实地执行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君主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朝堂上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贵族很是不甘，在围绕谁能取得君主的信任上双方私下里斗得激烈。廷议上有关分封还是郡县上双方互有说辞，希望君主能够听从自己一方的建议，朝着有利自己权势的方向发展。毕竟，在分封制下贵族是专政一方的诸侯，官吏连进出入政*府的机会都可能没有。在现有的官僚体制下，贵族则受制于官吏，被剥夺了行政参与权，官吏则获取很多原本属于贵族的权力，成为君主之外的最大赢家。他们可以通过积劳累进获得权势，信奉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二世的即位将贵族与官吏的平衡打破，官吏可以利用二世的信任在二世对军功贵族猜忌的有利时机作文章。李斯就认为遇有良机而不会去把握才真的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促使了他最终和赵高站在了同一阵线上，致使沙丘政变的成功，也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使他太计较得失，一直将家放在了国的前面。在利益的当口和赵高再度联手杀掉蒙氏，酿成了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大分裂。
    3、官僚间的内讧
    官吏多出身寒微，不像贵族那样是“天下累世名贵人”，需要以一身本领侍奉君主讨取君主的欢心，才会有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仕途的升迁上，按照惯例要积功累进，讲究论资排辈，幸运如李斯也是用了近三十个年头，从客卿到廷尉到丞相，更多的是百石小吏的份儿。在有贵族存在与之相争斗时彼此间还能同舟共济，但随着沙丘政变后贵族的失势、被诛杀，以前为贵族所牢牢占据的部门要津空缺出来，这些职位的如何处置、权力的怎样分配在长久的争议中未达成协议，整个官僚集团间开始产生裂痕划分出了派别。一派以丞相李斯为首，坚持用人讲究论资排辈，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另一派以郎中令赵高为首，他希望政*府用人能越级提拔，因为他本是靠着二世的越级提拔才有今天这个地位，自然希望自己也能一跃而到李斯那样那样的高位。朝堂上的大臣明显站在李斯那边，赵高仅仅拥有二世的信任远远不够，要想有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只能拉拢那些同自己一样出身寒素而又仕途上进无望的人来组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利用二世对他的信任将自身迫切要用的这个越级提拔新人的“后来者居上”方针，以二世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行。在这个方针上受益的人紧紧拥护在赵高周围，成为可与李斯一较长短的新兴政治力量。李斯在官场混迹多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赵高不甘久居人下正时刻准备着谋夺自己的权位。危险就在身边，在生死忧关的紧要关口，李斯希望取得二世对相权的支持，写下了《奏请二世行督责书》。李斯此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与二十岁出头的二世相比本身就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李斯长期在相府里政务缠身远离宫廷，很少与二世朝夕相对，比不过二世与赵高的师徒情深，很容易地被人中伤、构陷，逃脱不了被具五刑夷三族的命运。二世的朝廷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高、李斯从内外两个方面勉力支撑起来的，李斯的被诛杀，赵高的重组政*府在朝廷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政治迫害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大臣、官吏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命运，赵高会不会把自己当作前任丞相的党羽给清洗掉。从赵高在指鹿为马事件中对敢于有异议的大臣的处置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朝廷里的内讧在帝国上下蔓延，一味不识时务地追究章邯巨鹿惨败的过失，导致章邯在内得不到朝廷谅解外又有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作出了叛国投敌之举。这是自南越赵佗拥兵自立不服从中央调配以来的一次很严重事件，它让秦王朝彻底丧失了最后一支可战斗军队，至此秦真正的成为无兵可派、无将可选了。二世元年七月以来各地的烽火让秦王朝不敢相信山东六国的地方部队，为保障军队的可靠可用，帝国在平叛上所仰仗的是秦本土的军队，几年下来伤亡人员可以以十数万计，此番秦又有二十万的军队被起义军坑杀，谁还能希翼一个连军队都可忽略不计的国家能够在函谷关那儿像百十年前一样抵挡住起义军的西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