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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张家山汉简及唐律的佐证
1．张家山汉简所提供的佐证
由于睡虎地秦简资料有限，因此对“公室告”、“非公室告”和“家罪”这些概念的理解会有很多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所幸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其中包含大量西汉初年的法律资料，而这些资料证明，汉初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律，因此可以为研究秦律有关问题提供佐证。[22]
张家山汉简中并没有出现“公室告”、“非公室告”或“家罪”之类的术语，但秦律中处理这类行为的法律原则在汉初的《二年律令》中仍然适用。首先，张家山汉简中有禁止家庭中卑幼控告尊长的规定：
《二年律令・告律》：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23]
仅从此条律文推断，似乎家中尊长的任何犯罪行为，都禁止卑幼控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看下面这条文字：
《二年律令・贼律》：以城邑亭鄣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鄣，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蹋┎叮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24]
上述规定，主要是严惩谋反和叛变投敌的行为，大致相当于唐律中的“谋反”和“谋叛”，在秦律中显然属于“公室告”。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其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兄弟姊妹，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处死。例外的情况是，这些人中，如果有人先向官府告发或把参与谋反的人全部抓获，可以免受惩罚。也就是说“父母、妻子、同产”作为家庭成员，也可以告发家庭中犯有上述重罪的人。假如说这条简文中的“坐谋反者”或“坐者”仅指直接参与犯罪的人，而不包括受牵连的家属，那么，下面这条简文则证明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
《二年律令・盗律》：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蹋┎叮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25]
这条律文规定，抢劫与谋划抢劫，不论已遂或未遂，都要处以磔刑（肢解）；犯罪者的妻子儿女要连坐，黥为城旦舂。抢劫在秦律中显然也属于“公室告”。这条律文明确指出，犯罪者的“妻子”（妻子、儿女）可以把罪犯捉拿归案或向官府告发，以免受牵连。谋反、叛变投敌远比抢劫罪严重得多，抢劫罪尚且鼓励家庭中的妻子、儿女告发，这反过来也证明前一条引文中的“坐谋反者”或“坐者”应当包含犯罪者的“父母、妻子、同产”。
如果不了解秦律中的“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含义，我们就无法认识张家山汉简中上述三条简文的“矛盾”：第一条禁止家庭中卑幼控告尊长，第二条和第三条又允许甚至鼓励卑幼告发尊长。在我们了解了秦律中的有关规定后，就能够很好地对这一矛盾现象加以解释：借用秦律的术语来说，第一条是针对“非公室告”的，第二、三条是针对“公室告”的。
在秦简中，我们只看到在“非公室告”的情况下，禁止家庭中的卑幼（儿女、奴婢）控告尊长的材料，却没有找到在“公室告”的情况下家中卑幼可以告发尊长的直接证据。张家山汉简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秦简中所缺乏的资料：即在“公室告”情况下，不论犯罪者是否是家庭中的尊长，家庭成员都可以向官府告发，甚至可以协助官府将其捉拿归案。这样，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互相补充，为我们准确地了解“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及“家罪”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法律与父权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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