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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三聯周刊 秦國自戰國中期孝公用商鞅變法後，國力日漸強盛。孝公死後，商鞅被政敵誣陷而遭車裂。【韓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變法，是實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號，認爲效法古代則落後於時代，保守現狀就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從歷史觀上爲法家變法革新和實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據。
陳抗生說，中國政治思想開始與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
自秦孝公死後，中經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國，歷時130餘年。其中爲丞相、相國者，有張儀、樗里子、甘茂……呂不韋、李斯、趙高等人，他們來歷不同，政治主張也不盡一致，雖然不能說法家在當時是統治地位，但是從秦孝公以來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包括律令在內的法律得到發展，秦法已經是總結前代的法律令而來，相當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堅持『明法度，定律令』，通過以吏爲師、以法爲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
陳抗生提到，後代評說給秦始皇留下『焚書坑儒』的罵名，而對歷史學家來說，真實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響他以外，五德始終說和神仙方術之士也十分受寵。【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由此可見秦始皇與儒生的親密關係。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還有存著歧見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於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長子扶蘇的反對，說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對秦的政治生活發生巨大影響。秦朝頒發給官吏的條文，【爲吏之道】好似一個『大拼盤』--結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種思想。『凡爲吏之道，必精潔正直，謹慎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
在司法制度上，『漢承秦律』，秦律爲後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較爲完備的基礎。秦朝已建立完備的中央、地方司法組織體制。在訴訟形式上根據訴訟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爲糾舉和告劾兩種，類似於現代的公訴與私訴之分。私訴又根據家庭倫理觀念分爲『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審判過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證人證言和物證，並對刑訊逼供有所限制。【封診式】中載有許多勘驗調查筆錄，即『爰書』，表現出對證據的注重和法醫檢驗、司法鑑定技術水平的高超。秦律還有關於判決及上訴即『讀鞫』、『乞鞫』制度以及有關法官責任的細密規定，其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比較發達和完備。秦朝非常重視農業生產，關心農耕、獎勵戰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確保護。『這些都是秦律留給後世的積極因素。』
秦律刑罰原則中的刑事責任年齡、累犯加重處罰的原則、集團犯罪加重處罰原則、自首減刑原則、消除犯罪後果減免刑罰的原則，讓人驚嘆兩千年前法律的完備。
只是到了秦二世，趙高專政，李斯爲了自保，也貫徹重刑主義，強調深督輕罪。他認爲君主只有使用煩苛的刑罰來監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絕對權威，就沒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實踐對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商君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爲明主而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陳抗生說，韓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爲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離了法家的初衷，於秦始皇時期的法治相去甚遠。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不要以秦王朝後期走向末途的暴政，來想像整個秦王朝的制度。從秦律裡邊探索它必然強大的原因，或許對於我們更有借鑑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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