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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西汉重农抑商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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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當歌 發表於 2011-12-1 16:4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经济研究导刊》
核心提示:西汉时期,国家依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统治者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有很多,并非单纯为了发展农业才抑制商业。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大幅度提高粮食供给量,以满足社会各方面之需要,特别是军队之需要;实行抑商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重农,以及发展官营工商业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需要,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  


    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替的传统政策,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一政策及其反映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每一个时代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基础,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防止商人的商业活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动荡,历朝统治者皆以重农为国策,辅以抑商政策。西汉时期,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完善充实。然而,统治者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有很多,并非单纯为了发展农业才抑制商业。这一时期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有其特殊之处。  


一、重农政策  


    纵观西汉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想大幅度提高粮食供给量,以供给社会各方面之需要,特别是军队之需要。  


(一)国家需要大量粮食以满足基本需求  


    西汉建立后,由于国家刚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农业生产一篇片凋零,大部分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战国年间因土地制度之变革而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到汉初依旧是这种局面,而其严重程度则又超过战国。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存艰难,文帝时采取了三十税一制,减轻农民负担,还曾一度免除一切田赋,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文景之治”,社会安定,人口增加,需要农人以事耕耘。至汉武帝时,又开凿水渠,大修水利工程,农业空前繁荣。《史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仓库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史记》P2536)足见其农业之发达。  


    然而,汉武帝并未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工商业,而是先后数十次出动十万大军进攻匈奴。随后,平两越、灭朝鲜、伐西羌,战事不断,军队供给之需使粮食消耗量陡然增加。“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史记》P627)《史记》载:“武帝内兴土木,外事甲兵,中外骚扰,财用衰耗,富商大贾,滞财役贫……,于是黎民重困,而摧浮淫并兼之议起矣。”汉武帝穷兵黩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消耗了七十余年的积累。  


(二)农业人口相对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农业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粮食产量主要决定于农业人口的多少。但是,经过与秦朝八年的战争以及大饥荒的灾难,天下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农民一度非常贫穷。在当时的条件下,“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不少农民纷纷离开土地,从事工商业,造成“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以至于“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史记》P636)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全靠官府救济养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任何自然灾害都足以毁灭农民的庄稼收成,自然力支配着农业生产;中国又是一个“灾害之国”,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甚至洪水、干旱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面对众多的自然灾害,统治者必然要从维护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粮食问题,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民以食为天”,否则便会激化阶级矛盾,危及社会安定。农业人口相对不足,势必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鼓励发展农业并抑制商业活动才有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二、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实行抑商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重农以及发展官营工商业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需要。  


(一)抑商是出于“强本”的需要  


    抑商古人称抑末,包括抑工。秦朝在秦始皇当政时,商业很发达,因始皇统一币制、度量衡,商品流通频繁,商人与农民的地位一样高。《史记》记载,到汉初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实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形成了最为富裕的关中地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P2536)可见,汉代商业资本积累非常庞大,从而使大量农业人口流向易于致富的工商业,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土地无人耕种。政府出于加强农业的需要,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抑制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商业发展,在高祖时期便“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辱之”。孝惠帝与高后执政时期,重新放宽了限制商人的条例,但仍然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强行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仁宦为吏”。(《史记》P624)另一方面,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重征小车税、船税、缗钱税来压低商业利润,尽可能使其营业成为无利可图,或获利不多,甚至通过“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的手段,“出告缗令”,《史记》P632)直接没收商人财产,打击那些骄横跋扈、奢华贪婪的工商业者。最为直接的手段是实行禁榷制度,从根本上抑制商业,贬低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一部分商人重新回到土地。  


(二)抑商以发展官营工商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  


    西汉之所以要抑制民间商业,主要原因还在于通过“抑商”发展官营工商业,从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早在领土制的周代,官营手工业就已存在,其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奢侈品和军用品,而到了西汉,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营利性的自用工业品及军需品,逐渐扩展到了赢利性的重要产品,如制盐、冶铁等。以制盐、冶铁两项营利性大的行业为官府垄断经营,增加了财政收入,以供战争开支,因为,汉武帝坚定不移地实行禁榷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筹措讨伐匈奴的经费,不同于其它朝代是为了重农才抑商的。这是因为:第一,从官营手工业产生的起因看。当汉朝在汉武帝时达到鼎盛时期,便开始了连年不断地对外扩张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国家财物急剧减少,于是采取了“入物者补官,出贷者除罪”等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史记》P628),“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命曰武功爵”。(《史记》P630)但财政仍吃紧,于是,一部份官吏就产生了由朝廷经营工商业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想法。第二,由创办官营手工业的直接目的看。西汉屡次对匈奴作战,而后又遭遇水灾,在粮食财贷耗尽,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汉武帝才任用两名大的盐铁商东郭咸阳和孔仅统管天下盐铁,以“山海”之利来补济财政。官营手工业的结果是,官府确实赢得了大量利润,有效地改善了财政状况。  


(三)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西汉利用均输、平准机构,建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商业网,把物品从充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从价低的地方运至价高的地方出售,以平稳天下物价,消除各地价格差别,使商业利润降低甚至没有,迫使商人回归土地。“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史记》P648)而后,由于政府发现在平抑物价同时,可以获得巨额商业利润,对财政大有裨益,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以期获得稳定财政收入。结果,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场面,百姓赋税不增而国家却富足起来。(《史记》P648)创办官营工商业不仅可以“强本抑末”,还能带来巨额收入,正是出于这两方面考虑,特别是后一个因素的巨大诱惑,西汉政府毫不犹豫采取了发展官营工商业,抑制民间工商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汉政府继续采取抑商政策。其中,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强本抑末”是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前者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重农抑商政策在汉武帝时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并为以后各朝代所仿效,有其历史原因。虽然它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但在维护统治阶级地位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重农抑商与战争  


    无论“重农”,还是“抑商”,都是国家增加粮食产量,扩大财政收入,充实国库,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手段,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财政收支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与战争的关系极大影响了西汉时期的统治政策。  


    收入方面,当时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工商业赋税,官营工商业的巨额收入及国家出卖官爵的收入。支出方面,除了用于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外,赈济灾民和战争支出占有很大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一)对土地财富的追求是西汉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的动力  


    西汉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匈奴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游牧民族,早就窥视着中原的千里沃土,妄图扩张自己领土,不断进犯汉朝边境。汉初,因国力不够强大,采取了和亲政策,后来有了一定积蓄后才对匈奴进行讨伐,至武帝时,大兴土木,财物耗尽,不能满足战争的用度。这一时期,汉武帝发动的不是自卫战争,而是对外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历代帝王都把土地看作天赐的财富,土地成了财富的象征。每当经过“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之后,无一不表现出扩展领土的野心,并不断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疯狂向外扩张,直到这种扩张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而西汉就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的时期,汉武帝正是通过对外战争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西汉帝国。  


    在汉武帝统治期内,北平匈奴,南诛两越,东伐朝鲜,消灭羌、夷,吞并闽越,开拓了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西汉领土的扩张,是从主方位向外扩张,除了东方受到大海的限制无法扩张外,这些扩张战争消耗的财物自然是惊人的。从这些战争发生的时间看,都是在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并两越,灭朝鲜正好发生在汉朝盛期,此时,由于与匈奴和亲,北方并无战事。可见,即使匈奴从未侵犯过西汉,汉朝也会主动发起扩张领土的战争。  


(二)战争所需的物资短缺迫使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一方面,战争需要各种物质供应作保障,尤其需要大量农产品。史料中经常出现这类记载,如大将军卫青击败匈奴后,“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史记》P628)可见,除了人马死伤十几万,水陆运输也耗费诸多,就连府库的存钱和赋税收入也全部用完,还不够供给军队的需要,况且被俘虏的几万匈奴人也要靠国家供养。这对西汉政府来说非常困难,因此,发展农业势在必行。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至武帝末期,经济濒临崩溃,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从事工商业人数的多少关键在于这个社会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当经济有所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充足后,西汉政府并没有去发展工商业,而是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战争消耗掉大量农产品,使社会不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以供工商业者交易,社会生产以满足战争之需为首要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西汉政府施行重农抑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供给及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这种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方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作者:刘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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