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時代：學術的復甦與繁榮(1)

  來源: 國學文化

如果說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後來的中國民族提供了豐足的精神資源，那麼，漢代則為後來的中國社會塑造了政制與文化的基本范型。所以，對於整個中國歷史來說，漢代是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時代。它承前啟後，結束了戰國以來長期紛爭的社會局面，實現了無數代人的夢想――建立起一個統一而又穩定的中央帝國。而漢初歲月則又應該是整個漢代的關鍵所在。無論在疆土、治體的定立方面，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建構方面，從帝國初創、文景之治，到武帝時代，王朝政府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已經開闢出兩漢歷史的基本套路。其實，整個漢代的學術成就主要也集中在西漢時期。

一

在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方面，從秦亡到漢興，短短的十五年歷史，留給後人的卻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長的反省。建漢之初，對前朝政治作一個理論的總結和評價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實際上，不妨將之看作是一場有關漢代治國之道選擇的『大討論』。陸賈應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語】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則寫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過秦論】。賈誼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滅六國、兼併諸侯所依靠的是鐵硬的手腕和絕對的軍事強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還是這套路數，顯然是行不通的。秦王為政的錯誤，首先發生在思想認識上。即，沒有能夠對獲取天下之後所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作出全面、正確的估計，思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還沒有徹底從戰爭狀態下走出來，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改變策略、易弩更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併天下可以憑藉一時強盛的武力和法家的嚴刑酷律，但治理國家卻需要換一種手法，即通過安撫懷柔、順服感化、仁義規勸、輿論引導等途徑來贏得民心，增強統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畢竟不同於『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於『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義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要害與關鍵。賈誼的論點在漢初時代幾乎贏得了學界與政界的普遍認同。這可能為不久將來的儒學獨尊大造了輿論。
政治上的無為之治對學術界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寬鬆、自由學術氛圍的形成。高帝建漢之初，『敢有挾書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的直接災禍就是學術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後，才開始『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於學術，曾遍尋治【尚書】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餘人，包括諸子傳記博士、【詩】博士。又任用賈誼、晁錯、陰陽家公孫臣等為朝臣；一度還醞釀改制度、易服色。
倖免於秦焚的古籍，此間多有出現。自呂后至文、景之世，由於當政者奉行黃老之學，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預，諸子學術的發展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就連諸侯王都傾心於學術，楚元王劉交、淮南王劉安、河間獻王劉德的身邊都聚集了一群學者，從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學術中心。譬如，劉安就『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而為其著述立說。劉德的門下，『山東諸儒多從而游』，『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書寫之宮，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又因為『書頗散亡』，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正是由於文帝以來幾代君臣的努力，諸子的著作才得以重見天日。司馬遷以為：『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學術文獻的復出、收集、整理與研究，使得諸子之學的再度繁榮具備了基本條件。

二

正是在這種寬鬆的氛圍中，諸子各派幾乎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漢初，異姓諸侯王與同姓諸侯王的並存，為縱橫家的興盛提供了舞台。酈食其是敢在高帝劉邦面前『言六國從橫』的『說客』。陸賈則『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漢書・卷四十三・酈陸朱劉叔孫傳】）。鄒陽、嚴忌、枚乘是景帝年間『皆以文辯著名』的『游士』（【漢書・卷五十一・賈鄒枚路傳】）；武帝時的嚴助，十分善對，『以蘇秦從橫』為長，曾『與大臣辯論』，結果卻是『大臣數詘』。（【漢書・卷六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憑藉口才遊歷於燕、趙、中山、齊之地。（【漢書・卷六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至於徐樂、嚴安、終軍、聊蒼等人，在他們身上都不乏縱橫家所必備的才質。
道家之學的發展更是空前的。文帝本人就是『好道家之學』（【史記・卷二十三・禮書】）的。惠帝的丞相曹參，『其治要用黃老術』（【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陳平則『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史記・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即便在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道家雖然喪失了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但仍然流行甚廣。至東漢時代又趨於興盛。
在漢初，名家、法家與道家在思想實質上似乎已經走向了統一或融合。名家重視『名』的分辨，講求『名』與『實』的一一對應關係，強調應該『名副其實』或『名實相符』。名家的原則落實在政治哲學中則就是法家所主張的一斷於法、職分嚴明。所以，人們常將『刑』與『名』並稱。君主帝王駕御群臣，只要循名責實，清靜無為，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這豈不是黃老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正是由於與道家的密切關連，乘着黃老思想盛行的東風，法家思想在漢初時代的實際地位並不低。賈誼雖也倡導仁義之學，但在其重農抑商、收銅布、禁鑄錢、御匈奴等政治主張中仍不時透露出明顯的法家氣質。作為文、景時代法家重要人物的晁錯，曾『學申、商刑名』，『為人峭直刻深』，還專門教太子以『術數』。晁錯關於制服匈奴、徙民守邊、平削諸侯、募民受爵的系列上疏，堪稱新一代法家論述耕戰的代表之作。
陰陽家在漢初也有所進展。張蒼、公孫臣、賈誼都是西漢前期的陰陽學大家。【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張蒼為章程』，說的就是張蒼繼承了戰國騶衍的陰陽之學，推五德之運，以為漢德當建於水，色尚黑，正十月。所以，漢初的曆法都依據這一原則而制定。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公孫臣的建議，對後來武帝的太初改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武帝設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陰陽學又一次在理論上發揮了指導作用。
不可否認，正因為有了漢初時代的學術繁榮作鋪墊，所以，到了班固的東漢時期，研究諸子的學術流派已呈林立天下的態勢，其所見的諸子著作，也是種類繁多，儼然一派『百家爭鳴』的絢麗圖景。據【漢書・藝文志】的統計：此時，僅『六藝』之學就有130家，3123篇，具體為：【易】，13家，294篇。【詩】，28家，416篇。【書】，9家，412篇。【禮】，13家，555篇。【樂】，6家，165篇。【春秋】，23家，948篇。至於諸子，共有189家，4324篇。各家的情況分別為：儒學，53家，836篇。道家，37家，993篇。陰陽家，21家，369篇。法家，10家，217篇。名家，7家，36篇。墨家，6家，86篇。縱橫家，12家，107篇。雜家，20家，403篇。農家，9家，114篇。小說家，15家，1380篇。這還不包括賦、雜賦、詩、兵、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醫、經方、房中、神仙、方技等門類的大量著作。其實，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即使在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大一統之後，無論在現實政治上，還是在純粹學術上，儒學並沒有獲得絕對的獨尊，同樣，百家也沒有被真正地罷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