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社會保障政策考述（1）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摘要：東漢政府對貧弱群體的社會保障政策在中國古代史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釋放奴婢和囚徒、保障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的生活、假民公田與賦民公田、岩濟分弱、蠲免賦役、賜爵、重農政策、水利政策和倉儲政策等，這些政策措施對維護東漢王朝的長期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 鍵 詞：東漢 社會保障 貧弱群體


　　作者簡介：賈如銀，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孫彥，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東漢一代，自然災害頻泛，政治腐朽黑暗，外戚宦官交相秉政，君道暗亂，朝綱凌替。東漢的流民、災荒問題，都是歷史上較爲嚴重的問題。可是，東漢王朝卻在風雨飄搖之中享祚近二百年之久，其中因由，史家已有較多論述。勿庸置疑，東漢政府貧弱群體的社會保障政策對於維護王朝的長期統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章從貧弱群體的層面上對東漢的社會保障政策作了粗淺的探討。


　　一


　　奴婢問題是王莽政權垮台的內在原因之一。據史書記載，東漢建國初期，約有官方奴婢十多萬人，私家奴婢人數更多。他們的大量存在對東漢王朝穩定來說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因此，從建武二年（26年）至建武十四年（38年）光武帝劉秀先後下達了七次解放奴婢的詔令。[1][P209]如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建武十三年（37年）冬十二月詔曰：『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人。或依託人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2][P63]『論如律』和『以略人法從事』，表明東漢政府以強制性手段解放奴婢的決心。這七道詔令的頒布也暗示著當時奴婢問題的嚴重性。在明帝、安帝時期也有解放奴婢的詔令。這些詔令雖然頒布了，但實施情況卻並不好。原因是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大商人和高利貸者是東漢王朝統治的階級基礎，他們極力維護其對奴婢的私有權，是絕不甘心被輕易剝奪。因此，奴婢身份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困苦這些現實問題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所以在建武十一年（35年）一年之內，劉秀三次下詔禁止殺傷和虐待奴婢：『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敢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3][P57―58]這說明東漢政府已開始注意消除奴婢與庶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別，平等對待奴婢。


　　囚徒問題也是東漢初期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囚徒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玉莽時因苛法繁密所致的大量囚徒；二是農民起義（多是貧苦的農民）爲『自存』而反抗鬥爭的。在建武六年（30年）和建開二十九年（53年）的詔令中，對赤眉有『犯法不道者』和『天下繫囚自殊死以下』都採取了免罪或減本罪一等或『贖罪輸作』的措施。[4][P49―80]從永平八年（65年）開始，到章帝、和帝時期，東漢政府多次詔令『募郡國中都官繫囚，減罪一等，妻子自隨，占著邊縣。』[5][P112]其實這也就是一種減罪的政策。


　　二


　　鰥、寡、孤、獨及篤癃者又是東漢政府密切關注的一個群體。東漢時養老之風非常盛行。明帝、章帝提出『以孝治天下』爲治國方針。終東漢一代，始終把【孝經】作爲其必讀的經典。【續漢書？禮儀志】記載，在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即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即老人知行更代之事者。建武三年（27年）的詔書規定，對犯罪的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十歲以下的兒童及婦女爲從犯者，除了某些罪大惡極者，衙門差役，不得拘捕。建武六年發生了水、旱、蝗災，谷價陡漲，糧谷匱乏，詔令郡國依照慣例『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延光元年（122年）三月詔和十二月詔規定，賜粟給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每人三斛；因水災而莊稼被毀壞者，免收當年田租；失去父母的孤兒由郡縣收養。


　　除了【後漢書】各本紀記載的賑贍鰥、寡、孤、獨及篤癃者情況外，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和石刻也證實了這一點。漢代石刻【曹全碑】上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粟賜癃盲』的記載。[6][P165]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載：『寡夫、寡婦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癢（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母異其子；今母它子，欲今歸戶人養，許之。』[7][P172―179]四川彭縣出土的【養老】畫像磚和成都市土橋東漢磚石墓中後壁的【養老】石刻畫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者受到禮遇的情況。[8][P94]因此，司馬光讚嘆道：『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若有東漢之盛者也。』[9][P2173]


　　三


　　流民和災民是與東漢政權同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政府用力最多卻無法解決的難題。東漢時期是氣象和地質結構劇烈變動的時期，共發生自然災害282年次。其中旱災情59年次，震災64年，霜災3年次，蝗螟災39年次，凍災7年次，水澇災53年次，風災16年次，雹災24年次，疫災17年次。[10][P49―60]頻繁的自然災害加上豪門大族瘋狂兼併土地，官府和地主賦斂苛重，這時，流民和災民的大量出現是必然的。


　　假民公田與賦民公田是東漢政府安輯流民和賑濟災民的主要手段之一。東漢初期，由於戰爭和人口銳減，致使大片土地荒蕪，這就爲假民公田和賦民公田提供了條件。從永平九年（66年）至元興元年（105年）的四十年間，東漢宣布『假民公田』的詔令就有二十次之多。[11][P250]如永平九年詔曰：『郡國以公田賜貧人。』[12][P112]永元五年（93年）詔：『有司省城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13][P175]在章帝建初元年（76年）和元和二年（85年）也有以田『賦與貴人』『賦貧民』的詔書。


　　賑濟政策包括賑物、賑款、和工賑三個方面。在歷史上，東漢一代是賑濟災民最多的朝代。[14][P362]章帝建初元年，『尤貧者，計所貸並與之。流人慾歸本者，郡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15][P132]和帝永元年間也有『開倉賑稟三十餘郡』、『賑貸流民下貧者谷』的記載。賑物之外，還有賑錢。如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賜死者錢，人二千。』[16][P234]從和帝永元年間開始，到安帝末年，有關賑貸災民的詔令多達27次。


　　蠲免賦役也是解決流民、災民問題的手段之一。建武六年，『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17][P50]其實這也就是減租法令。對遭受重大災害的地區，『勿收田租、芻藁』。[18][P174]在遭受全國性災荒的情況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藁。』[19][P183]對生產有困難的貧民，則『爲雇耕庸，賃種餉，貰與田器。』[20][P145]每遇荒年政府還『勿收假稅』[21][P183]和人口稅，如『人有產子者，勿算二歲，令諸懷妊者……復其夫，勿算一歲。』[22][P148]


　　四


　　日益赤貧化的自耕農也是東漢時期又一個貧弱群體。自耕農是國家統治的基礎，租賦徭役的來源，也是軍隊的支柱，因此如何維護脆弱的小農經濟，保持其自耕農地位，阻止其向赤貧轉化以致破產的趨勢，也是東漢政府無法迴避的問題。


　　賜爵是提高自耕農社會地位的辦法之一。從歷史上看，東漢是賜爵最多的朝代。[23][P361]爲了安定民生，體現皇恩浩蕩之意，東漢政府採用賜爵的辦法來表達『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24][P110]的關懷貧弱民眾疾苦的思想。例如章帝元和二年二次『加賜男爵，人二級。』[25][P136]安帝延光二年（122年）三月，『還徒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東漢前期，賜爵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自耕農經濟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後的賜爵即多且濫，無疑是流於形式而己。


　　重農政策是東漢政府穩定赤貧化自耕農地位的主要手段。牛耕技術代表著古代農業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因此，推廣牛耕和保護耕牛在東漢受到了普遍的重視。如和帝在永元十六年（104年）『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直。』[26][P192]對屠殺耕牛者，東漢政府也要嚴加過問。如建武年間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時規定，殺牛者死罪。這時，牛耕技術也逐漸由黃河流域農業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推廣。牛耕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選用『循吏』勸課農桑，打擊豪強也是重農政策的表現。如南陽太守杜詩『造作水排，鑄爲農器』，『修治陂池，廣拓土田』。[27][P1094]王景爲廬江太守時，『乃驅率吏民，修蕪廢，教用犁耕。』[28][P2464]王渙任溫縣令時，『繩正部郡，風威大行』。[29][P2468]這樣的循吏不有張堪、第五倫、任延、鄧晨、鮑昱、鍾離意、秦彭等人。


　　水利政策和倉儲政策是東漢政府安定社會的最爲積極的措施。如【後漢書・許楊傳】載：『汝南舊有鴻卻阪……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30][P2710]【後漢書・鮑永傳】也載：『……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富。』[31][P1017]見於史書中的水利興修情況很多，僅舉以上二例便可知其大概。由於自然災害頻繁，經常發生饑荒，東漢時期建立了諸多糧倉，主要有太倉、細柳倉、嘉倉、根倉、滋倉和敖倉等。在頻繁的救災實踐中，這些糧倉對東漢政府的生存和延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