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6)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宋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中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属于“封建社会”，而国外学者则有以为是“近代社会”的发端者。[1]因为两种说法不在同一理论坐标体系上，因而没有发生正面的争论和碰撞。但是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律视为马克思“五阶段论”中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受到了挑战，这也许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不同时代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文称宋代为“重商主义”，就是在争论明晰之前一个替代性的说法。


    司马迁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在《货殖列传》缕述先秦西汉的“牟利冲动”以后，总结道：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四苤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恰好也是以“水”为喻，用“水之趋下”，来表征后世市场经济论者以“看不见的手”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的。[2]邵雍总结宋朝建国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标举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3]把不干扰商业当作和平换代的第一指标。而两宋漕运的繁荣，正是窥知当时市场经济的主要指标之一。


    随着漕运网络的浸润，首先是都市通衢内河网交错，接着是水路或水陆交会点出现新兴的商业市镇，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铺排，那些“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商贩估客亦如水之流转，昼夜不休，穿梭其间，无孔不入。就像血脉运行于周身，必定会灌注于四肢百骸。他们既已逸出农本社会和家族宗亲，故需自成体系。传统官僚体制除了征税及官司以外，亦难以介入。商业从来不会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任何一笔远程交易的背后，必然都有一个供应和消纳体系给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这是一个日渐增长的社会空间，就成为传统体制管理最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长出新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社交需求、礼仪形式和“自组织”（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组织”（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种组织，包括“行”、“肆”、“会”、“团”等，意义功能都和农村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对唐宋商业组织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论。[4]明清时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业形式建立起来的“会馆制度”，即是宋代类似社团的某种延续。新兴民间组织除了商业型社团外，还包括娱乐型、互济型、军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结社型等多种形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有所罗列，可以参看。[5]政治型的秘密社团，应当是这一连串组织中最后才出现的。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指出：“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但我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北宋五万户以上的府州军达到122个，十万户以上的53个，超过50万人以上的9个，其中太原124万，潭州96万，吉州95万，赣州70万，还有成都、汉州、洪州、大名、京兆。[6]奇怪的是连《东京梦华录》极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参差十万人家”形容的杭州都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动人口在繁荣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代航运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证实着这方面的巨大需求。商业贸易性海运的发展，促使宋人在使用指南针和海图之外，船匠也不断创新。中国的远洋巨型海船已有四层舱室和水密隔舱。且造船数量庞大，每年造船3000艘，运粮船竟多达6000余艘。制造了楼船、斗舰、走轲、河鹘、蒙冲、桨船等，船型多达数百种，标志着中国的造船技术趋于鼎盛时期。乾道五年（1169年）水军编制官冯湛打造的多桨船长8.3丈，阔2丈，用桨42支，属于综合型的新式桨船。淳熙六年(1179年)马定远在江西造马船100只，这是一种战渡两用船。平时作渡船，战时作战船，体现了船舶设计思想的灵活性。嘉泰三年（1203年）池州秦世辅创造铁壁铧觜海鹘战船，能载150人，是一种特别坚固、具有冲角的新型战船。都科匠高宣造的车船能载千余人，船长36丈，宽4.1丈。[7]  
世有所谓“李约瑟难题”，此即制度答案之其一乎？




[1] 参内藤湖南（1966-1934）《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其中从货币供应的情况分析了唐宋的时代差别，结论是“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18页。）法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著《中国社会史（Le Moude Chinois）》(Armand Colin,Paris, 199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则迳对宋代冠以“新社会”、“商业帝国”等名目，并称宋为“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社会”，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一些新型关系的发展：重新集聚和结社的倾向与自我隔离的威胁同样大，故互助行为更显得必要了。”“这种互助的必要性不会与文人阶级大家族的巩固风马牛不相及，这些家族以其组成、道德准则和伦理形成了宋代的新鲜事物之一。”（275-276页）这些与本文相关的重要论点，都是在以欧洲中世纪作为参照系得出的。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曾指出，人们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7页） 形象地表述出动机与效果在经济活动中的错位，或者说纯经济动机会引出非经济性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柴荣和汴梁城故事的主题。
[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八，196页。
[4]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论唐宋时代的经济组织》等，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 《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惜其未分证唐宋转型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6] 《宋史・地理志》每地之下多列崇宁时户口及人数，大约是行政区划变更的原因，夔州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用的是元丰户数，而福建路仅列户数没有注明年代。以上四路均未标列人数。户数和人数的比例也极不均衡，如开封府“崇宁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平均每户1.7人；而太原府“崇宁户一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平均竟达每户8人，是一疑焉。差别因素可以考虑的有兵制、家庭结构和流动人口等。又元丰、崇宁都是厉行“新政”的时期，则按户征税问题恐亦原因之一。
[7] 参郑学檬《技术进步：两宋航运业发展的动力》。《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作者：虬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