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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汴京商业网如何沿城市水系演变发展，鉴于资料不够完备，是一个微妙而难以证实的问题，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关法令记述入手的思路颇可称道。其中元丰年间有好几条材料涉及到开封的街市问题，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明确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则；入京商货先运至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用官船运达京师，私船不许入汴，实行官船垄断；元丰八年（1085年）颁诏令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停止若干官办商业机构；御史黄洚上奏请求罢免新兴行市地税，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的问题，明确沿汴空地允许租赁；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既免除行役的钱），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决定“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据称受惠的各行商人多达6400多行，免除总额4万3千多缗，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地税”为“国税”。[1]这些措施的本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闲置官地谋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丰八年三月，随即高太后用司马光尽变王安石新法，考虑到上述事件横亘在新旧两“党”政策交替的关键时刻，围绕汴河两岸的法令变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水乡泽国，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旧地，东南财赋输入京师愈加方便，漕运则直接连接闽广海外，也更加发达。故宋室南迁之后承袭“商业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从连年战祸中恢复发展起来，繁华程度甚至超越汴梁。[2]临水建市的特点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今观宋人记载的临安各市多设在桥头，就因为桥头正是水陆交会之处，最易满足运输和交易的双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桥头上做买卖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资金规模达不到相当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门缉拿追捕，有意驱街头集市之“行商”变为赁屋经商的“坐贾”，成效也是有限的。[3]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诗言“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曾赞钱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知中唐苏州也依仗水运之便，略胜钱塘而追摹扬州。五代时地方藩镇孙儒曾攻陷苏州造成破坏，更大灾难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迁避不及遭杀者十之六七……死者甚众，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图》（绍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苏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称的桥梁就有304座，规划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和陆道两套系统，除了街道外，城墙各有河一道，城内的河道又有干线和弥补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助的交通网，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后河。”[4]分渠就像毛细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单元。故黄仁宇以为：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5]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宋代新兴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运干线分布的。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颇有关系，赵匡胤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三道，设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赵匡义又分全国为十五路，并强化职责，“经济挂帅”，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转运使。随着经济区域性功能的发展演变，真宗时再分为十八路，神宗时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此即见出漕运职司之重。行政区域细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对于中央的贡赋，但也反映出处于漕运水系交叉处的商品集散地，已经作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的事实。[6]此亦专门性课题，南宋方志多详载地方经济管理官吏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幸望研究者注意。
[1] 分别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
[2] 这种风习延续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设计北京的水系，使什刹海既是漕运终点，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市和娱乐场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建都时亦遵从《周礼》“政治挂帅”，城市水系设计和整体规划布局因此作过调和处理。清承明制，内城复由八旗分驻，则又形成新的典制。
[3] 日人斯波义雄《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出版）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988年出版）向为宋史研究者重视。笔者草完此节之后才读到《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颇有“先得我心”的欣喜，且论述重点恰好弥补了本文所略，如临安的商业布局特点，请参该书“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一节。他的“400年周期说”笔者也深有同感。
[4] 刘敦桢《中国建筑师》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图181-182页，文183页。
[5]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贾似道买公田》。
[6] 王巩《闻见近录》：“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兴盛缘由概貌。案王巩为王旦之孙，书法家，苏轼友人，曾因乌台诗案“除名勒停，全州编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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