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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汴京商業網如何沿城市水系演變發展，鑑於資料不夠完備，是一個微妙而難以證實的問題，而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關法令記述入手的思路頗可稱道。其中元豐年間有好幾條材料涉及到開封的街市問題，例如元豐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請批准租官地與民創屋而為『面市』，明確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則；入京商貨先運至泗州，『官置場堆垛』再用官船運達京師，私船不許入汴，實行官船壟斷；元豐八年（1085年）頒詔令修完京城所管屬的『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面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俱罷。』停止若干官辦商業機構；御史黃洚上奏請求罷免新興行市地稅，談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許人斷賃』的問題，明確沿汴空地允許租賃；廢止徵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錢』（既免除行役的錢），並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歲收課利，撥給戶部左曹掌管徵收。中書省決定『除代還免行錢外，余充本曹年計』，據稱受惠的各行商人多達6400多行，免除總額4萬3千多緡，目的是減少中間環節，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變『地稅』為『國稅』。[1]這些措施的本意無論是獎勵還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閒置官地謀利的思路。宋神宗逝於元豐八年三月，隨即高太后用司馬光盡變王安石新法，考慮到上述事件橫亙在新舊兩『黨』政策交替的關鍵時刻，圍繞汴河兩岸的法令變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臨安地處水鄉澤國，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於江湖』之舊地，東南財賦輸入京師愈加方便，漕運則直接連接閩廣海外，也更加發達。故宋室南遷之後承襲『商業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從連年戰禍中恢復發展起來，繁華程度甚至超越汴梁。[2]臨水建市的特點也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今觀宋人記載的臨安各市多設在橋頭，就因為橋頭正是水陸交會之處，最易滿足運輸和交易的雙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橋頭上做買賣的習俗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果資金規模達不到相當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門緝拿追捕，有意驅街頭集市之『行商』變為賃屋經商的『坐賈』，成效也是有限的。[3]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詩言『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蘇州）太繁雄。惟有錢塘郡（今杭州），閒忙正適中。』『曾贊錢塘兼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可知中唐蘇州也依仗水運之便，略勝錢塘而追摹揚州。五代時地方藩鎮孫儒曾攻陷蘇州造成破壞，更大災難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縱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廩庫積聚。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士民『遷避不及遭殺者十之六七……死者甚眾，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圖】（紹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蘇州城市井然有序，註明名稱的橋梁就有304座，規劃亦展示出重商特色：『交通方面的特點是安排了水道和陸道兩套系統，除了街道外，城牆各有河一道，城內的河道又有幹線和彌補的分渠。大部分分渠採取東西方向，構成與街道相輔助的交通網，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4]分渠就像毛細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單元。故黃仁宇以為：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梁較之２０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３２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裡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裡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5]
如果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現宋代新興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運幹線分布的。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頗有關係，趙匡胤分全國行政區為十三道，設置諸道轉運使以總財賦；趙匡義又分全國為十五路，並強化職責，『經濟掛帥』，以邊防、盜賊、刑訟、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於轉運使。隨着經濟區域性功能的發展演變，真宗時再分為十八路，神宗時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設衙門轉運司亦稱『漕司』，此即見出漕運職司之重。行政區域細化的目的，主要是為增加對於中央的貢賦，但也反映出處於漕運水系交叉處的商品集散地，已經作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斷提升的事實。[6]此亦專門性課題，南宋方志多詳載地方經濟管理官吏的數量及分布狀況，幸望研究者注意。
[1] 分別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
[2] 這種風習延續到元大都的城市規劃，最重要的表徵是郭守敬設計北京的水系，使什剎海既是漕運終點，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市和娛樂場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國策，建都時亦遵從【周禮】『政治掛帥』，城市水系設計和整體規劃布局因此作過調和處理。清承明制，內城復由八旗分駐，則又形成新的典制。
[3] 日人斯波義雄【宋代商業史研究】（1968年出版）和【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1988年出版）向為宋史研究者重視。筆者草完此節之後才讀到【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頗有『先得我心』的欣喜，且論述重點恰好彌補了本文所略，如臨安的商業布局特點，請參該書『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一節。他的『400年周期說』筆者也深有同感。
[4] 劉敦楨【中國建築師】第六章第三節。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圖181-182頁，文183頁。
[5]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之【賈似道買公田】。
[6] 王鞏【聞見近錄】：『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設，必招「河市樂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興盛緣由概貌。案王鞏為王旦之孫，書法家，蘇軾友人，曾因烏台詩案『除名勒停，全州編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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