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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中國古代都市建設規劃本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說法。【考工記・三禮圖】還繪有周王城的示意圖。[1][1]城市水源除了飲用之外，另一個重要功能便是防禦，L池以爲險，即孟子所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俗稱『護城河』。第三個用途才是帝王苑囿的鋪排點綴。從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附圖看來，把漕運水系引入城市作商業交通之需，恐怕始於亟需就食淮米的中唐洛陽。洛陽郭城由洛水中分，而北、南、西三個主要市場，則分別臨近漕渠、運渠和通濟渠。竊以爲中國古代城市格局的突破，正是由此開始的。而真正的變革則來自漕運的起點揚州。
中唐揚州所以能夠異軍突起，成爲全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商業都會，完全得益於它居於漕運骨幹水系的黃金位置。唐人張祜【月明橋】『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李紳【宿揚州】『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鬥牛。今日市朝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都是從水陸商道交會的景觀，來描摹揚州的商業繁華。當時的漕運水系也深入到了都市內部的交易場所，並且留下了後人艷羨的繁榮神話：『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2][2]
曾經盛極一時的揚州，或許正是柴榮改建汴梁的『粉本』。理由有四：
一是柴榮的兩項詔令，都與征南唐事相踵接。親征揚州正橫亙在他兩道詔令的中間。據【資治通鑑】，他下令擴城的第二天，就詔求【開邊策】，王朴上書即言先攻南唐的戰略。在進攻的準備階段，他已經盤算過投入產出的效益，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橋東南悉爲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
第二是柴榮很注意保護揚州，顯德三年親征揚州時，先『知揚州無備』，才『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又於顯德五年兩次『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3][3]著名的『浚汴口』詔令，正是在揚州發出的。顯德六年二月，又『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堤，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如果不是他此年病逝，漕運工程和揚州建設不知還會有多大的動靜。
第三，柴榮根底上就是個精明的商人，他的重商思想或者與其曾經身爲估客的經歷有關。【舊五代史・世宗紀】言郭威嘗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資用獲濟。』陶岳【五代史補】則言：『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司馬光也說他『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伏，聰察如神。』
第四是柴榮早有快速『致太平』的設想，陶岳【五代史補】：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個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數也，蓋朴婉而言之。』
三個『十年』之說，也符合他銳意進取的一貫作爲。套用今日之『深圳模式』一語，那麼依賴水利漕運之便，迅速實現商業化大都會的『揚州模式』，當能予後人以啟示，這應該是周世宗革除舊制，創立新規的動力。於是才會出現新型的『汴梁模式』，即以京師爲中心，以商業經濟帶動政治、軍事、文化一體發展的新型大都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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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工記】。參劉敦楨【中國建築史】第二版，36頁。
[2][2] 陶宗儀【說郛】引【殷芸小說】『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資財，或願騎鶴飛開。其一人曰：『腰纏 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欲兼三者。』咸淳【古尊宿語錄】卷四十七【東林頌】：『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騎鶴下揚州。』拙文【李晟與「關公斬蚩尤」傳說】（待發表）曾略論及中唐以來樂府詩題『估客樂』吟詠內容的變化及有關揚州的繁華傳說，說明新興的商業城市和漕運貿易的關係非常密切。權德輿（759－818）爲憲宗朝名相，以立朝端正而在貞元、元和間稱『縉紳羽儀』，但在揚州感官卻受到極大刺激，吟詩從『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爲京。八方稱輻輳，五達如砥平』的繁華，描繪到『交馳流水轂，迥按浮雲甍。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燈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飄搖翠竹薄，掩映紅襦明。蘭麝遠不散，管弦閒自清』的綺麗，最後竟然發出了『且申今日歡，莫務身後名。肯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 的感慨。（【全唐詩】卷十二）。可見『揚州模式』對京城大員的衝擊。以今證古，誰曰不然？
[3][3] 【宋史・范質傳】：『世宗初征淮南，駐壽、濠，銳意攻取，且議行幸揚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可見柴榮對於揚州興趣之濃。北宋揚州有所恢復，但已成爲汴梁的附庸。沈括曾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揚州之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輿地紀勝】卷三十七）南宋時由於地處宋金前線，又受到李全破壞，遂不復舊觀。故【容齋隨筆】卷九【揚州之盛】感慨說：唐末以後『自畢師鐸、孫儒之亂盪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知揚州在五代時期亦有再生恢復能力。元代疏通南北大運河，揚州又再現繁榮，優勢俱在漕運。值得強調的是擴汴城是令趙匡胤跑馬圈地，征揚州亦是趙奮勇爭先。作爲柴榮的親信權臣，也許他更多了解柴榮的權謀機變和治國方略，所以能把建汴方針堅持下去。[4][4] 1853年6月10日，馬克思在一篇給【紐約每日論壇報】（6月25日3804號發表）寫的時評【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提出了了一個遠非深思熟慮的觀點：『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來說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斯和義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45-146頁）以現代常識而言，這段話的論據和論證都經不起檢驗。比如東方政府制度相當繁雜，遠非三個只負『掠奪』之責的部門；比如撒哈拉到青藏高原不是同一氣候地質季風帶，形成沙漠的原因也不同；比如東方的文明發展程度並不『太低』，尤其是和農耕時代的『西方』相比，等等。百餘年後德裔美籍學者卡爾・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摭拾此說，加以引申發揮，在所著【東方專制主義――對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中斷言『東方專制主義』源自『水文化』，在90年代初中國史學界引起興趣、應合和討論。（參李祖德、陳啟能著【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近年韓國宋榮培博士有【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會結構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ongrujia.htm）中對上述說法進行了全面質疑。，但中國的水資源及其管理體制不僅要考慮到『全流域治理』的管理需要，即中央集權和『大一統』，亦應包含續後的『內陸及海運漕運支持體制』，即中國社會的商業化規模及進程。這是一個相關而內容更加龐雜的專門問題。前輩學者如史念海【中國的運河】，S輝【唐宋運河論述】、何榮昌【唐宋運河c江南社會經濟的l展】、朱瑞熙的【大運河和唐宋帝國的統一】等專著專論亦對運河漕運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關係論述詳瞻，自可參考。略帶一筆，以示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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