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義利思想片論(6)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反傳統義利思想的興起和發展


    在宋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於其土地政策採取『不抑兼併』，使社會流民增加，無地的農民生活日益困苦，使在兩宋時期農民起義頻生，社會危機不斷加劇。此外，北方半游牧民族不斷侵擾，使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再有由於宋初爲了避免唐末出現的藩鎮割據局面的再次出現，宋朝統治者爲了維護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造成了冗兵、冗員的局面，因此使社會財政危機突出。因此在這樣的一個危機叢生的時期，一些反傳統義利思想不斷湧現出來，與儒家正統『貴義賤利』主流思想相對抗，這成爲宋代義利思想中的又一靚點。在兩宋時期，湧現出很多反傳統義利思想的思想家。在這裡僅對北宋的李覯以及南宋的功利主義學派的義利思想進行說明。


    （一）  李覯的『義利』與『王霸』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李覯的義利思想。宋初幾十年，經濟思想不夠活躍，但是到了北宋中葉，特別是仁宗時期，開始改變，經濟思想領域開始激起波瀾。李覯就是其中一個比較活躍的思想者。李覯的義利觀主要體現在他的利慾論中。李覯的義利思想前後經歷兩個階段，其早期的利慾觀主要論證了求利的合理性和利與義的統一性。關於言利的合理性問題，首先，李覯認爲『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慾，而爲之節文者也』[29]，這就是說李覯認爲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欲望是自然的，爲了滿足這種欲望而進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求利，是禮儀產生的基礎。而且『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30]，也就是說失去了物質利益這個前提，禮儀也就不能夠存在了。李覯在其【禮論第一】中對禮義產生於物質生活的全過程進行了較爲詳細的論述[31]。這種分析方法是對荀子的思想的一種繼承和發展，其進一步闡明了利慾作爲禮義的基礎的地位，人們爲了解決飲食布帛、饑渴寒暑等物質生活的需要，進行各種社會生產活動，必然導致禮義的應運而生。因此，李覯不僅把禮義從抽象的理論說教中，還原爲實在的經濟生活，而且明確地指出：沒有利慾這個前提條件，就沒有禮義的起源，倫理綱常也就不能賴以生存了，從而有力地論證了利慾的合理性。該種認識中和了傳統的義利思想『義重於利』的極端認識。而關於義利統一性的認識上，爲了論證利與義的統一性，李覯在理論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釋。李覯把『禮』的作用儘可能的加以擴大（胡寄窗，1981），他說：『禮，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32]他還指出，禮包括很多的內容，禮、樂、刑、政這些『天下之大法』和仁、義、理、智、信這些『天下之至行』都『一本於禮』[33]。可見，李覯突破了歷史上將禮、樂、刑、政、仁、義、理、智、信並列的傳統說法，而是把禮抬高到首位，認爲禮是其餘七者之本，這七者實際上就是禮的體現。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把經濟生活納入到了禮的內涵，認爲物質財富本身也是禮義的組成部分。在這裡，他把社會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質條件，與那些在封建時代視爲神聖的綱紀倫常共同作爲禮的基本內容，而且還突出地把前者放在首位。禮與經濟生活密切結合了，利與義統一起來。重視現實，發展經濟，已經成爲禮義本身的內在要求了。李覯思想的成熟階段時期的義利思想則其旗幟更加鮮明，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主要表現在：第一，對傳統批評的更加犀利。李覯在早期的利慾論只是曲折地反對『貴義賤利』的思想。而到了李覯思想成熟階段，李覯則對這種思想展開了正面的攻擊。他強調：『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34]在思想成熟時期他又指出，利慾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准人們言利是『賊人之生，反人之情』[35]，並公開否定孟子『何必言利』[36]的說教，認爲這是一種偏激的言論。這種對儒家權威思想的批評在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此外，李覯有從歷史分析的角度，從歷史上尋找依據來批判儒家正統的義利觀，李覯曾說：『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望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無欲也。』[37]第二，把義利問題同國富問題聯繫起來。在李覯早期的經濟思想里，沒有把利慾論作爲經濟思想的理論依據提出來。但是到了李覯思想成熟時期，李覯深化了他的認識，針對『儒者之論，鮮貴不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38]的情況，其十分明確的指出了爲順應人的欲望，滿足欲望而進行的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活動對『富國』的基礎作用。他認爲，物質財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基礎，無論是人們的衣食主行，還是政治、軍事、外交等等都離不開『利』即財富。第三，在批判義利問題的同時還批判尊王賤霸思想。在宋代反對改革的勢力，往往用『貴義賤利』的思想作爲反對富國主張理論武器，而用『尊王賤霸』的主張作爲反對強兵主張、掩蓋自己對外屈辱妥協面目。（趙靖，2002b）由於李覯要求改革以改變宋代積貧積弱的局面，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必然在他的對傳統義利思想的批判中也對尊王賤霸思想進行了批判。首先李覯對『王道』與『霸道』做出了新的解釋和說明。他指出『王』和『霸』只是對人的一種稱號，而不是指人所實行的那個道的名目。所謂『霸』就是諸侯的稱號，而不是天子的稱號。人們所實行的道有粹與駁之區別，但其稱號卻是不能變動的。在世俗人眼中，看到古代王者之道純粹，於是就把諸侯之道純粹也說成是王道；看到古代霸者之道駁雜，於是就把天子之道駁雜說成是霸道，這顯然是悖謬之論[39]。李覯基於這種王與霸的認識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批評，認爲宋朝更應該講『利』，強兵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