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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夏风韵 面对保守派借灾异而发起的围攻，王安石必须要对此做出回应。王安石指出，“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24]事实上，他早在嘉祜八年前后就撰有《洪范传》，在经学上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根据。《尚书洪范》“咎征”中有“狂恒雨若”、“僭恒D若”等语，董仲舒、刘向等汉儒把“若”字解释为“顺”字，意思是说，人君如行为不正，上天就会相应地“顺”之以灾异，灾异的形式是与不正的行为相对应的。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把“若”解为“犹如”， 而不是如汉儒所说为“顺”， 这样便对洪范“念用庶征”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言人君之有五事， 犹天之有五物也。 …天者固人君所当法象也，则质诸于彼以验此， 固其宜也。 然则世之言灾异者， 非乎？曰： 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 天地万物不得其常， 则恐惧修省， 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 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 何豫于我， 我知修人事而已。 盖由前之说， 则蔽而葸； 由后之说， 则固而怠。 不蔽不葸， 不固不怠者， 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 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 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25]
王安石这里要说明的是，对天变畏惧固然可以，但没有理由把某个具体的天变（“是变”）与某项具体的过失（“是罪”）直接联系起来。王安石指出，若是君王既“狂”又“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意思是水、旱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顺”“狂”与“僭”。在他看来，天变与否，并不相关，重要的还是“修人事”，这才是真正的“念用庶征”的意思。这样，王安石就通过对“经义”新解释对灾异说进行了巧妙的回应，意思是即便有天变，也不能归咎于新政。如果真是要重视天变，那就应该改革政治，以顺应人情民欲。 所以他接着又说：
‘庶民惟星， 星有好风， 星有好雨’， 何也？ 言星之好不一， 犹民之欲不同。 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后得其所好，而月不能违也， 庶民之欲不同， 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 而卿士不能违也， 故星者， 庶民之征也。
‘月之从星， 则以风雨’， 何也？ 言月之所好恶不自用而从星， 则风雨作而岁功成， 犹卿士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民，则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 书曰： ‘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夫民者， 天之所不能违也， 而况于王乎， 况于卿士乎？[26]
本来是学术上的对个别字义的解释，居然会对导致截然不同的灾异观，从而成为不同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可见经学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守旧派也利用《尚书》写出自己的著作来和王安石作斗争。范纯仁作《尚书解》，以为《尚书》“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意思就是反对新法。苏轼是欧阳修的门人，政治上倾向于改变，但主张“渐变”，强调“人治”，在政见上每于王安石等变法派不同，所以他也撰《书传》，在学术上与王安石立异。程颐为洛党之首，则从理学角度反王学，撰有《书说》。反王的大守旧派文彦博撰《二典义》，其中新义不多，只是为反王说而作。见于《宋史・艺文志》及《经义考》的反王著作，尚有下列一些：曾肇《尚书讲义》八卷，吕大临《书传》十三卷，张庭坚《书义》， 杨时《书义辨疑》一卷（《三经义辨》之一， 专为驳王氏父子而作）， 《尚书讲义》， 孔武仲《书说》十三卷（《东都事略》载他为元祜党人），孙觉《尚书解》十三卷等。其中杨时不仅在学术上反王，更主要是在政治陷害王的学术成就。 他在宋钦宗时任国子祭酒，把蔡京蠹国病民致国家于危亡之罪，全归咎于王安石，上疏说：“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 …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 …当时司马光已言其害。”[27] 一门经学，其论争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原因就是它可以用来传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除了著书立说，保守派还使用其它方式对王安石的变革理论进行攻击。熙宁三年（1070），翰林院正要对于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进行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拟了这样一道“策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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