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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華夏風韻 王安石變革，是在『法先王之意』的旗號下，來實現他自己的適應現實狀況的革新的意圖。『先王之意』如何去證明？王安石同樣需要用經學來證明。於是王安石提出了一套新經學，其基本用意就是爲改革做思想準備，其方法就是按常情而不是按神秘主義的東西去解釋經的本義，這同歐陽修等古文家們的治經方法是一致的。王安石在熙寧三年（1070年）改革科舉考試辦法時，罷詩賦而改試『經義』，把【詩】、【尚書】、【周易】、【禮記】列作考試的經典，他還主持撰有【詩】、【尚書】、【周禮】三經的『經義』，頒於學館，作爲舉子們的必讀書目。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王安石不把【春秋】列舉在考試的經典之內。董仲舒以來的儒家們，多把【春秋】的地位放在其他諸經之上，其中借【春秋】而發揮的陰陽災異說，影響更大。王安石輕視【春秋】，顯然是因爲他對【春秋】災異學不以爲然。而反對王安石變革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卻更重視【春秋】，他編撰【資治通鑑】，實際上就是續【春秋】，表現出他重史、重傳統的學術傾向，而這也是當時大多數保守派的傾向。
王安石變法時，提出了『三不足』的口號，即『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表現出了藐視傳統流俗，銳意改革的決心。其中『天變不足畏』，反映了王安石對災異說的看法，是針對借災異而反對變法的論調而發。王安石開始變法時， 那些代表官紳豪強大地主階層的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們，全都拿『天變』來向宋神宗進行恐嚇，企圖阻止變法。御史中丞呂誨，在熙寧二年就上疏彈劾王安石：
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 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惟階下圖治之宜， 當稽於眾。方今天災屢見， 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21]
呂誨要把『天災屢見，人情不和』歸咎於變法，從而制止變法。但他彈劾王安石並沒有得逞，於是又宰相富弼，在熙寧二年罷相離任時對神宗說， 王安石『所進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責罰， 『諸處地動、災異』， 所以『宜且安靜』，不宜改革。和司馬光一同做翰林學士的范縝，在熙寧三年正月了上疏說：
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 而中外尺疑也。 陛下以上聖資， 勵精求治， 宜先道德以安民心， 而服輥夷。 有司乃皇皇於財利， 使中外人心驚疑不安，臣恐四夷有窺我也。乃者天雨土，地生毛， 天鳴， 地震， 皆民勞之象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 罷青苗之舉， 歸農田水利於州縣， 追還使者，以安民心而釋中外之疑。[22]
這是借災異、天變對王安石青苗法、水利法及對外政策進行攻擊。做御史的程顥，雖然有改革的思想傾向，但對王安石的新政也持反對態度。他先於三月四日上【諫新法疏】，反地苗等法，接上又於四月十七日再上疏說：
天時未順， 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 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象、俯察人事者也。[23]
保守派們反對變法，都是借災異來危言聳聽，仿佛新法不止，天變、災異就會連連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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