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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 六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童贯在出征时宣称宋师的使命是“奉辞问罪，务在救民”，就是说要把“陷于左衽”的“中国之民”从夷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陈义如此之高，战略上是否可行，力量上占否上风，诸如此类的得失利害就很难再有考量的余地。这点，从宋“收复”燕京可以看得很清楚。
金入燕京后进行了毁灭性洗劫，宋以高价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但即便如此，宋还是视之为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这里面童贯的欺瞒固然起了相当作用，如燕京由金军取得，而童贯在《复燕奏》中却含混其词地说：“金国十二月五日入居庸关，与王师夹攻，收复燕城了当。”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复幽燕是宋“二百年有志未遑”的夙愿。蔡京在《贺表》中歌颂燕京的回归，说：“举全燕之故地，t介狄之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而解衽，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蔡京与王黼、童贯等人被以后史家认定为靖康亡国的祸首，蔡京的这几句话也溢美过头，劫后的燕京既已是“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何致有“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之事，但蔡京的话确实可见那种取地便是功的心情。
马扩在《茆斋自叙》里记载了他和王黼的一段对话，也很能看出这一点。金使李靖来议燕地赋税，马扩给了王黼一则札子，札子中讲了“许制女真三策”，其见解是当时的“时见”，算不上特别的高明，可叹的是王黼的对应：
黼读至“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叹曰：“何谓’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无策。”黼云：“……朝廷大议已定，今又差公作计议使，但著刚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余不须论。”
王黼的话是台下私语，不必以高义作门面，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宋的决策层只是在“恢复”的心理下随波逐流，不仅对应不应联金灭辽、能不能联金灭辽毫无成算，对攻防之备也完全没有计宜。燕京不能如约自取，以高价赎回的只是空城，宋发兵时所说“务在救民”已经落空。以后金军南下，所过之处屠戮洗劫，三镇，金帛，子女，金予取予求，终至徽钦“北狩”，宗室、后宫、府库被掳掠一空。国家倾圮，我先民陷入极度的苦难。
七
宋人的华夷意识随边患加剧而抬头，至靖康之难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妨再以上已提及（注39）的张齐贤的主张为例，通过对同一事态的不同看法，观察宋人的立场变化。
上面提及的张齐贤，就是太祖曾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的张齐贤，他的《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是上太宗的奏章。当时太宗拟亲征契丹以取幽、蓟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议者皆言应速取幽蓟”。但《长编》未录“速取”的意见。也许这些意见在李涛眼里无足轻重，也许这些意见本不足观，“议者皆言”一语仅成了加重张齐贤上疏分量的铺垫。张齐贤上奏说：
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只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张齐贤的“人民本也”的意识，在我先民中有着悠远的渊源，只要不是昏暴者当道，只要国事尚有回旋的余地，对战议都会是一个有力的约束。
翰林学士李P在同时的上奏中以为“幽蓟之壤”“合势而攻，指期可定”，但也还是主张“申戎羽卫，旋师京都”。可以说当时虽有主战之议，但反对征伐燕蓟的主张在士大夫中占着上风。
然而，到了南宋，张齐贤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李涛也持同调，认为：“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为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称亦不之知也！”
姑不论张齐贤的主张在当时是不是得策，吕中等与张齐贤所见之不同，实是由于至北宋覆亡，腠理之微恙已成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也因此成为极大事。当时虽然亦多苟且之人，但持正之士对“夷狄”必取严正立场。绍兴八年（1138年）宋廷决计主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抗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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