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6)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宋人所說的『法制』，經常是與『祖宗之法』相聯繫的 [54]。『任人』與『任法』的權衡與爭執，幾乎貫穿了兩宋三百年。儘管士大夫們普遍認識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55]，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卻經常難於恰當處理二者關係。南宋時陳亮在其策文【人法】中曾經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今日之法可謂密矣：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者不足以展布四體，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為。』他指出：『任法者，本朝之規模也；易其規模，則非後世子孫所當出也。』他建議施行『變通之道』，並且分析這一論爭長期未得以解決的原因在於：

　　今儒者之論則曰：『古者不恃法以為治。』而大臣之主畫、議臣之申明，則曰：『某法未盡也，某令未舉也。事為之防，不可不底其極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說便於今而不合於古，儒者合於古而不便於今。所以上貽有國者之憂，而勤明執事之下問。
[56]
　　此處有關『事為之防』的解說，可謂一語中的，點破了『人』『法』之爭的機竅所在。
保持綱紀穩定少變，從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個社會的安定，這無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題中之義。從趙普到李沆對於僚屬『生事』的斷然反對，從呂端『利不百，不變法』的主張到司馬光等人對於『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驅動使然，也令人體味出祖宗之法講究恆定慎重、警惕翻覆紛亂的要諦。
　　李攸【宋朝事實】卷三記載着真宗與宰相們的一段談話：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專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更改，……庶幾張綱紀以絕分爭。上顧宰臣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報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攀援重臣，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為釐革，初則皆以為當，後則翻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當執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謂也。』
　　真宗所說的『體』，亦即『治體』，就是『慎守經制』。而『慎守』背後，『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良苦用心是顯而易見的。


　　　　　　　　　　　　　　　　　　　　　　　　（二）


　　從歷史上看，對於祖宗朝法度的肯定與追念，通常產生於參政議政者們針對目前形勢的反思之中。唐代直接總結太宗治國之法的【貞觀政要】，出現於經歷過數十年曲折之後的開元時期；對於祖宗治世的懷戀，盛於中唐以後。急於求治的憲宗、文宗等帝王都曾經與臣下討論『國朝故事』；銳意振興的陸贄、李絳、元稹、李翱、劉等人，也都曾強調『高祖、太宗着法垂制』之深意，建議『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紹祖宗之洪緒』
[57] 。這種背景，使得被追憶的祖宗法度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後人出發的主觀色調。
　　宋人所稱道的『祖宗之法』，既是列祖列宗所確立的諸多規矩之總括，又是其中體現的調整內外關係準則之通稱；它不僅包括某些可列舉的具體條款，更包括一些滲透於社會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精神。作為集合性概念，『祖宗之法』界域的模糊性，使得它相對富於彈性，便於有針對性地發揮引申；同時，也使得對於它的解釋有可能歧異紛紜。不同時期，在不同政治群體的心目中，顯然有着不同的祖宗之法；它依照人們的不同理解，而凸顯出不同的側重面。至於『祖宗之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即使在宋代，也是言人人殊。
　　從宋代的政治實踐來看，所謂『祖宗之法』，從標樹到運用，無不與朝廷的現實政治生活緊密相關。現實軍政事務的瞬息萬變，往往迫使決策者不拘定法而採取較為靈活務實的應變措施
[58]。但即便如此，『祖宗之法』的原則仍然難於輕易繞過，仍然可能滲透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祖宗之法』所體現的，從根本上說正是防弊應變的理念與原則。
　　事實上，抽象理念與現實政治有着密切的關聯。在面臨政策抉擇之際，在士大夫闡論己見之時，政治實踐的變化與需求經常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既然如此，議論者心中、口中的『祖宗之法』，必定帶有倡行者的主觀認識色彩。它不一定是祖宗們創法立制原意不折不扣的反映，而可能是寄寓着後人理想、有賴於後人闡發（甚至經過改造）而被認定為『祖宗之制』的。在不同社會群體的心目中，應該效行的祖宗之法內容並不相同；而即便是同一群體，由於時異事變，對於祖宗之法的理解也會有所不同。
　　僅以對於仁宗之政的認識為例。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其奏疏中批評當時『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59]；如前所引，富弼也曾上疏要求編類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典，作為整頓法制的依據。他認為『近年紀綱甚紊』的根源，正在於未能謹守祖宗成法。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八載有慶曆革新的積極參與者石介所作【三朝聖政錄序】，其中力倡遵行光大『祖宗垂憲』：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
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
　　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苟能更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皇v元年（1049年），文彥博【上仁宗論治必有為而後無為】，勸告皇帝：
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矣。……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 [60]
　　嘉v四年（1059年），司馬光向仁宗皇帝進【五規】，其【惜時篇】中着意強調：
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 [61]
　　從上述章奏的內容來看，無論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後期，范仲淹、富弼、石介、文彥博、司馬光等人都並不曾認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範繼承者。然而，數十年後，宋仁宗的形象卻似乎有所轉變，儼然成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為後世帝王所應直接取法的榜樣。
　　【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君道門・法祖宗】載元v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其中說：
　　臣掌國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聖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則天下幸甚。
同年十二月，范祖禹採集『仁宗聖政』三百餘事，編錄為【仁皇聖典】六卷進奉，並且再次進奏，請『專法仁宗』：
    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世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62]
　　自然，數十年前的仁宗之政不可能改變；有所改變的，是一些士大夫對於仁宗之政的看法。而這種看法的轉變，顯然與王安石變法在士大夫層中激起的趨向保守的反應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