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4)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四）
　　宋廷“祖宗家法”一说的出现，似与“祖宗之法”不相前后。北宋前期，对于士人家族治家之“家法”严整与否，君臣们在朝廷之上曾经有所议论。太宗辅臣李P家族世居京城之北，“凡七世不异爨”，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曾对李P的儿子李宗谔说：“闻卿至孝，宗族颇多，长幼雍睦。”并且继而指出：
　　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 [38]
　　景v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批评吕夷简，说：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
[39]
　　“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应该与当时对于“家法”的普遍重视有关。身为人主，帝王之家的“家法”自然有其特殊意义。范仲淹所说“陛下家法”，既包括维系皇族“家事”、制约姻戚关系的法度，又包括处理“时政”的原则。仁宗时的另一辅臣丁度，即曾经把“祖宗家法”的精神提炼为“忧勤”二字
[40] 。
　　元v五年（1090年），就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

　　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
　　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云：

　　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
[41]
　　显然，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尽管经常涉及处断皇族、宫廷内部事务之准则，但也涉及到皇帝面临的各类中外之事。它既不同于学术、技艺传承中分别门户、世代谨守之“家法”，也不同于一般家族内部规范行为、约束门风的“家法”；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的“陛下家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赵宋王朝的家法、国法须作贯通的认识。事实上，对于“祖宗家法”，宋人通常作广义的理解。
　　元v八年（1093年），宰相吕大防借迩英阁讲读的机会向哲宗“推广祖宗家法以进”，他说：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八项。他说：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皆尚华侈，本朝宫殿只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宴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42]
　　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调整皇族内部关系、限制宗室外戚权势的一些法则。南宋淳熙（1174―1189）末年，光宗即位之初，诏职事官轮对，郑首先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
[43] 也是就这一意义来谈论的。应该说，这大致是狭义上的祖宗家法 。
　　明清之交的思想家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阐论礼制部分有《宋朝家法》一条，说：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y，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馀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44]
　　这里既说到皇室的服丧、立嗣等问题，也涉及到君臣关系问题。但他所谈论的宋朝家法，似乎与当时的“典常”、“政事”以及“一代之制”无干，这显然与宋代的情形不符。
　　在中国传统社会，帝王的“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国法”。吕大防既然是向哲宗讲述国家“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的原因，在宗室、外戚关系之外，自然也涉及到皇帝如何处理与臣僚关系的内容，例如宽仁之法。他的一番话，本意在于揭示“祖宗家法”的丰富内涵；但是，他话中的微言大义尽管出自防微杜渐之思，然而立意并非高远，与其说他是在全面阐释祖宗家法，不如说他是在特定背景下，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向年轻的哲宗皇帝进言。
　　吕大防有关“祖宗家法”的奏对，不久即遭到其政治对立派别的激烈批评：
　　大防奏对十馀，有论“人主步自内庭，出御便殿，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览之扼腕。盖大防以腐儒之学、斗筲之器，循之台鼎，因事辄发，以邪说猥词钤制人主，愚玩而已。强悍跋扈，莫此为甚。
[45]
    即便与吕大防同一阵营中人，也并不认为他的表述足以概括祖宗家法的内容。例如，苏辙就曾补充说：
    祖宗别更有家法，殊不杀人，大辟则案条，疑狱则奏上，有司不若唐之州县得专杀人也。 [46]
    在宋代，涉及到“祖宗家法”内容的叙说不胜枚举。比如，《文献通考・征榷考一・征商》中记载着南宋陈傅良的一段话，他说：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
    刘克庄在其《进故事》中，讲到杜衍任相时抑绝侥幸之事，又说：
    内降非盛世事也。……惟我朝家法最善，虽一熏笼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圣相承，莫之有改。……此所以为极治之朝也。 [47]
    这样的“家法”，内外包容，巨细无遗，实际上就是自祖宗以来累代相承的规则，也就是所谓的“祖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