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臣們認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例如，殿中侍御史龐籍批評前此朝廷政令背離了祖宗之制，上奏章【乞改復祖宗舊制】：
　　三聖垂統，紀律大具，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祗守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者多矣，……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允明，僥倖咸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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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宋綬也上言建議『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他追憶說：
　　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共濟，若爲內患，深可懼也。』……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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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條，記載著仁宗針對監察官員除授之事對於宰相李迪的批評：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按：指張沔、韓瀆）爲台官，言者謂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台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
　　仁宗朝，遇事講求『祖宗之法』的作法愈益普遍，對於『祖宗之法』的解釋逐漸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慶曆（1041―1048年）初期，國家受到空前的內外壓力，改革呼聲漸高。慶曆三年秋，新政的主持者之一樞密副使富弼上章【乞編類三朝故典】，其中說：
　　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既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爲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i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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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所說的『法制』，事實上就是指太祖、太宗乃至真宗時的『紀綱』『成憲』。奏疏進上不久，仁宗即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等人正式編修【祖宗故事】，
[32] 作爲『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的保證。次年二月間，仁宗曾令王洙進讀【祖宗聖政錄】，該書很可能就是已經修成的【祖宗故事】。 [33]

慶曆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筆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中的前幾條是：
　　一曰遵祖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
　　數日後，翰林侍讀學士丁度等進【答邇英聖問】，對於仁宗所書三十五事進行了一番注釋，特別指出其大義所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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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宋中期以後的歷史上，『祖宗之法』愈益不容輕議，成爲臣僚們闡發政治主張時立論的依據、諫諍規勸皇帝時通用的利器。
　　宋神宗熙寧年間由於『新法』大規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強勁的政治衝擊波。新法直接的目標所指首先是國家的財政經濟問題，之所以演化成爲集中而突出的政爭，關鍵之一正是因爲涉及到了對於『祖宗之法』的更革，引發出了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不久，朝政即有了重大的反覆。五月，召爲執政的司馬光在其【請更張新法札子】中，提出以『復祖宗之令典』作爲下一步措置的核心。他說：
　　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35]
　　被批評爲『變亂舊章』的新法派代表人物，也更爲主動地引述『祖宗故事』以申明主張。是年十月，太皇太后高氏與執政議選台諫官員，章即以范純仁、范祖禹與執政親嫌爲由，舉祖宗舊章反對說：
　　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台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沖，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 [36]
　　類似的例證不勝枚舉。
　　當然，『祖宗之法』決不僅止是士大夫說說而已、用以強化個人論點的單純工具。關於援引祖宗之法的意義所在，哲宗元v（1086―1093年）後期范祖禹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他說：
　　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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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語調嚴肅的勸告，顯然是希望年輕的皇帝感到凜然戒惕。而所謂『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之說，正反映出從李沆、王旦到司馬光、范祖禹們的苦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