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
　　真宗前期，承繼祖宗遺緒，被認定爲國家文治武功、光大太平基業的保證。士大夫們普遍認爲，新皇帝的責任在於『垂子孫之貽謀，光祖宗之大業』
[14] ；而且，『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 [15]
　　在朱台符、孫何等人於咸平二年（999年）所上奏章之中，都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認識。次年，真宗北巡歸來後，王禹在其【賀聖駕還京表】中，也稱頌皇帝『奉承祖宗，威懷戎狄，但懋守文之策，靡衿神武之功』之美德。
[16]
　　即位於而立之年的真宗趙恆，儘管每每稱說『朕每念爲君之難，且思繼志之重；兢兢業業，罔敢怠荒』， [17]
　　而實際上，作爲有宋建國以來生長於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他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勢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於標樹個人的統治形象。這一致命弱點，無疑被富有政治經驗的臣僚所洞察。
　　不難看出，在當時情形下，循祖宗舊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僅是宋代帝王的統治方略，也是統治階級上層一些黽勉求治的決策人物用以說服乃至『懾服』君主、協調統治步調的合理方式。
　　景德元年（1004年），皇太后去世後，李沆在請真宗節哀聽政的奏章中，曾經徵引前朝故事，說：『伏望循祖宗之舊典，稟母后之遺言；節哀順變，式葉前經，垂拱向明，躬決庶務。』
[18]
　　在涉及國家根本大計的方方面面，更需要藉重於祖宗朝成規定法的影響。十一世紀前葉，正當北宋王朝自開創向守成轉型的時期，如何使人主兢兢業業，保證朝廷『無事』，決策層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地感到了沉重的壓力。對於他們來說，五代亂離，殷鑑未遠。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稱之爲『聖相』，正是由於他在這一方面具有『先識之遠』
[19] 。楊億在爲李沆所寫墓I銘中說，李沆『謀事補闕，夜思晝行；納誨盡規，有犯無隱；深識大體，務行故事。』 [20]
　　【楊文公談苑】中也曾引述李沆自己的話說：『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李沆等人這種竭力維護『朝廷防制』，處處『務行故事』的作法，是對太宗即位詔所宣布精神的身體力行，被時人認爲是深識治體的表現，事實上已經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則。
　　景德以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祀汾，大營宮觀，L講墜典，靡有寧日。』 [21]
　　在此背景之下，位居首輔的王旦首先將『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作爲治國原則提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過度偏離國家正常的統治軌道。
　　歐陽修在【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中，說到景德（1004―1007）後期，
　　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
[22]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當真宗考慮允准其『深所倚信』的內臣劉承規之乞請，授予他節度使名銜時，宰相王旦義正辭嚴地說：『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
[23] 據【宋史】說，『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24]
　　祥符、天禧之際，真宗意欲以王欽若爲宰相，王旦出面阻止，所舉述的理由之一即『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 [25]
　　在當時，據守『祖宗朝』之典常故事，不僅是王旦等人制約帝王行爲的有效藉口，也是他們行使政治信念的依據及建設統治規範的需要。
　　宋仁宗天聖（1023―1031）、明道（1032―1033）年間，凡朝廷議而未決的事端，自科舉考試、天下馬政至殿宇營造，臣僚經常徵引『祖宗舊制』作爲處置的依據
[26] 。天聖四年，宰相王曾等在議論考試舉人條目時，曾經顧慮到『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 [27]
　　說明當時諸事引據先朝舊規已經成爲風氣，祖宗朝的成章定製已經不容『輕議』。
　　王舉正、李淑等奉命編纂的【三朝寶訓】，也在明道元年二月由宰臣呂夷簡奏進 [28] 。
　　真宗時期乃至仁宗初年的統治者們，儘管致力於倡行祖宗之法，但當時所徵引、所舉述的『祖宗之法』，基本上局限於具體的法規『典故』，引述的直接目的在於保持政策實施的一貫性，防偏糾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