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多元化社會(2)

  來源: 光明日報

三
但是，問題也隨之產生。
其一，三重價值標準相繼出現的過程，也是三重價值體系相互滲透的過程。國家權力的控制者開始積極尋求社會財富、尋求文化地位，社會財富的控制者也積極尋求國家權力的傾斜和保護、尋求文化地位，文化產品的創造者同樣在謀求政治權力、謀求社會財富。社會的多元化侵蝕着傳統道德的底線。王守仁倡導的『問道德者不計功名，問功名者不計利祿』，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提出的藥方，但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呼應；明朝政府幾乎沒有任何針對性的防範制度及治理措施，更沒有建立起各種社會角色保持相對獨立性的體制。這成為明代多元化社會重複歷代所發生的故事、偏離正常軌道的開端。而此時的王門學者及後來的東林黨人，也沒有承擔起道德實踐者的責任。本來，宗教徒應該是道德的傳播者和實踐者。但至明代，佛教早已世俗化，『花和尚』成為文學作品嘲笑的對象，而道教則從來就沒有把普渡眾生作為自己的使命。
其二，明朝以農業為立國之本，嚴重忽略漁業、牧業特別是海上貿易和西北邊貿，並將食鹽、礦產作為國家的控制資源。東南『禁海』，西北『禁茶』，內地『禁礦』、『禁鹽』，成為明朝的基本經濟政策，其結果，既阻礙了明代外貿的發展、隔絕了與海外的聯繫，也切斷了可能得到的財源，國家財政陷入困境。與此同時，商人和實權派官員、吏員卻在這場經濟遊戲中謀求利益，貧富差距擴大。一方面是社會多元化和經濟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由於明朝的皇帝從成化開始大抵不接見大臣、不對重大決策承擔責任，拘於傳統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們只能在『不爭論』中微調。於是，一方面是財源的繼續流失，另一方面是傳統的農業稅難以建立起國家救助體系、國家安全體系。明朝與其說是亡於農民起義、亡於清朝的入主，倒不如說亡於長期無法解決的財政困難。
其三，國家對多元化社會和社會轉型的應對態勢，決定於政策決定者的立場、理念和對時局的認識，並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明朝的國家決策主要依靠科舉出身的文官集團，同時，明朝也是繼兩宋之後又一個以漢族官員為基本構成的朝代。這就造成了明朝決策集團和執行集團成分和理念的單一化，來自於傳統農業地區的官員成為主體，來自江南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官員越來越多地掌握着話語權。由他們構成的明朝決策層難以制定出保護發展海外貿易、邊境貿易、礦業生產及靈活的國家財政政策，也無法制定出對非農業區、邊疆地區、海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保護政策。當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為爭得更多的政治、經濟份額歡欣鼓舞時，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卻在悄然改變國家最終命運。
其四，社會的多元化推動着社會輿論的多元化，國家的輿論引導機制難以建立，政府的影響力日漸消退。成化、弘治以後，也就是隨着文化成為社會價值標準，思想家、文學家，以及小說、戲曲、歌謠等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逐漸成為社會輿論的主要力量和形式，並引導着社會思潮。但是，他們是可以不對後果承擔責任的。顧憲成和王錫爵關於『廟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討論，集中反映了在多元化形成過程中出現的『國家認同』危機。除了動用暴力，明朝政府對來自多元化輿論的挑戰完全沒有應對辦法，直接導致了信任危機和社會渙散。
明代多元化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教訓給後世提供了有益借鑑。多元化社會的形成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是社會轉型的重要表現和推動力量。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必須因勢利導、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執政主體結構、修正各項經濟政策、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輿論引導機制，成為正確引導和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當然，前人只是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教訓、展示了他們的努力，而關注和解決現實問題則需要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眼光。
（作者：方志遠 單位：江西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