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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 明朝的宦官群体:中国历史上最畸形的政治集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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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知 發表於 2010-7-6 10:4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明朝的宦官,为什么这样猖獗?答案只能从明朝高度发展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中去寻找。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所谓集权于中央,实际上不过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由他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出身贫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朱元璋,在刚登大宝时,鉴于元朝亡天下的教训,还能注意“人安为宝”,派人晨昏“画角吹难”,提醒臣民“为君难,为臣又难”,“创业难,守成又难”,甚至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稳,特别是在各地小股农民起义均被*、宰相制度被废除、功臣宿将几乎全部被翦除后,便深居简出,重温历代君主千年帝业的酣梦。不难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连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尚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这个“得帝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因此,尽管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头一个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从这样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窥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欢结交儒生,礼贤下士,家中有不少门客。有一天,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听了大怒,说:“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把文忠门客都杀了,“文忠惊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为朱元璋毒死。见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此时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见一斑。此例一开,在朱元璋的儿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证,不悖祖训了。
    明代皇权大肆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差不多至迟从晚明开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偶,数日而视听始复”。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料理的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宦官手中的权力便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荒唐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即皱眉头)而忧,再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制度依旧,宦官得以孳生的条件便继续存在。因此,杀了刘瑾,曾几何时,又出了个魏忠贤,其作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刘瑾。等到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后猛砍三斧头,除掉魏忠贤,并将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阉党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尸扬灰。但又曾几何时,崇祯帝对宦官的信任,又超过了乃兄、乃父、乃祖。
    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时,还与跟他形影不离的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相对无言,一起吊死煤山。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根除的积弊,中国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朝,已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这种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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