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4)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弘治初年，大臣丘F向皇帝進呈所撰【大學衍義補】一書，其中談及本朝流刑的實施，即稱『所謂流刑率從寬減以為徒，真用以流者，蓋無幾也。』[31]清修明史，關於明代的流刑，撰者也指出，明代『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32] 對於明代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這是最好的概括：明代傳統流刑廢而不用，主要通過『寬』、『減』的形式得以實現，『減』是指【大誥】減等，三流減等均為徒；『寬』是指贖例，以罰役贖免，三流以發充遞運水夫的徒役形式得到發落，以納贖贖免，在交納一定的錢糧米谷之後，三流均可免於實施。這樣的格局在洪武一朝已經基本定型，此後一直行用。
　 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主要是在實犯流刑的領域，從史料的記載來看，死罪犯人緣坐人口流刑的實施基本仍維持了傳統的面貌。【大明律】各條文中，本犯死罪，家口（主要以妻子為主）以流處置的僅限於【吏律】『交結近侍官員』，【刑律】『謀叛』、『殺一家三人』、『襠拆割人』等四條。嘉靖年間為收復河套事宜，貴為內閣首輔的夏言被處以極刑，妻流廣西，陝西總督曾銑以『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33]崇禎年間守遼名將袁崇煥，以『謀叛』罪被磔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34]在本犯罪名和緣坐事項確定之後，具體人口及流所則由地方官府核實定擬逐級上報而定。在流所的確定中，流刑三等的距離得到遵奉。關於袁崇煥家口的流所，在廣州地方轉申上級的文書中有『其流徙地方，據縣擬湖廣沅州、江西南康二處，以明旨二千之限相合』這樣的行文，[35]顯然是把『流二千里』作為確定流所的標準的。終明一代，針對緣坐人口的流刑未見贖免、減等發落的記載，明代流刑在這一領域得到較為傳統的實施。當然，相對實犯流刑而言，這部分流刑人口少，實施的規模也小，在明代流刑中占據的地位也是次要的。


    三、


　　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是指流刑不以傳統的流遠的方式進行處置，這並不意味着流刑這一刑等的缺失。在明代，即便是基於『寬』、『減』的原則，無論流刑是以徒代流還是以納贖贖免，它們與原定徒刑之間的等差依然存在：【大誥】減等，三流減一等為杖一百，徒三年，而徒刑五等以【大誥】減等，也依次遞減，如徒三年，杖一百有【大誥】減一等，即減為杖九十，徒二年半等。若是以罰役的形式贖免，在服役的時間上也有不同的規定。徒五等，一般按照所徒年限服役，若罪在流三等，發充遞運水夫的時間一般為四年。[36]以納贖贖免也一樣。例如永樂初年，因北平軍餉不繼，定罪犯輸米贖罪之議，『 除十惡、人命、強盜及笞罪不贖外，其雜犯死罪贖米六十石，流罪三等，俱四十石，徒罪一年十石，一年半十三石，二年十六石，二年半二十石，三年二十五石。』 [37]此後，運磚、輸銀等規定多有議定，流罪贖免數量不等，但類似上述流罪與徒罪之間的等差還是明顯地存在。也就是說，【大誥】減等也好，以罰役或納贖的方式贖免也好，流刑這一處於死刑與徒刑之間的等級一直沒有消失。弘治【問刑條例】，將包括流刑在內的明代五刑制的變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如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余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炭、運灰、運磚、納料、納米等項贖罪。若官吏人等例該革去職役，與軍民人役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擰⒎⒊湟譴櫻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38]
　　通過『以徒代流』與納贖的方式，【大明律】中的一部分流罪得到懲治。
　　但是，【大明律】部分流罪的落實並不等於流刑問題的解決。首先，隨着時代的發展，所謂降死一等重罪，已遠非【大明律】中的流罪所能概括的了。【大明律】在洪武一朝幾次修訂，朱元璋以此為後世立法，要求子孫後代不得擅改。然時事變化，在洪武以後，【大明律】的不足已經十分明顯：情輕律重，律重情輕，舊時代的罪行不能刪除，新出現的罪行不能包納。就降死一等罪而言，除了部分流罪罪行仍重，還可以保留在降死一等罪的範圍，其餘的流罪在輕重程度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部分流罪罪行見輕，可入徒甚至可以入杖，也有部分見重，可入死刑；而很多在【大明律】中原不在流刑一等的罪行，因為時勢的變化，進入了降死一等的重罪範疇，其中包括原定為徒或甚而笞杖的罪行，或原定為死刑的罪行。這些成為明代事實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大明律】中的一部分流罪得到懲治與這些事實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得到有效懲治顯然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