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唐書】的取材與思想(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10]但是，五代後晉史官在纂修這部唐史時，絕非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舊本，這是必須清楚的。應當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唐代國史，德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實錄，宣宗以前的有關『禮法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舊唐書】中提到的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都是後晉史官修史時的採摭對象。此外，不要忘記的就是【唐年補遺錄】了。至於剪裁是否恰當，考辨是否精審，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由於宣宗以後的原始素材本來就短缺，儘管幾經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後晉史官不得不大為感嘆：『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允墨揮翰，有所慊然！』[11]
二、【新唐書】的取材情況
新修唐史的取材，有不少情況未受重視，因而牽涉到如何認識和引用這部書的問題。
北宋新修唐史，最初只是提供【舊唐書】列傳以外的『故事』『附於本傳』，所以新修唐史以整部【舊唐書】為最直接的取材依據。這種情況決定了【新唐書】列傳必⑹恰笆略蛟鯰誶啊薄Ｇ宕趙翼有過一個說法：『【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跡較舊書多二千餘條。』[12] 就具體情況而言，表現為新立傳增加和新傳比原有舊傳事跡增多兩個基本方面。
新立傳增加，指【舊唐書）】未立傳（包括正傳和附傳）而【新唐書】新增為正傳或附傳者，前面已對增、廢列傳的情況作有考辯。
新立傳增加，還有一種情況，即周邊政權立傳增加。其獨立為傳者，新增【沙陀傳】1卷。合傳中，【東夷列傳】增流鬼；改舊書【西戎列傳】1卷為【西域列傳】，擴為1卷2篇，增摩揭陀、寧遠、大勃律、謝颶、識匿、固失密、骨咄、蘇毗、師子等正傳，並附跋祿迦；改舊書【南蠻西南蠻列傳】1卷為【南蠻列傳】1卷3篇，即將舊書『南蠻』部分擴充為2篇，上篇記南詔，中篇記南詔以外五詔，下篇為其它部族，增多環王、室利佛逝、名蔑、兩爨蠻、西原蠻等。新書也有削減或調整舊書之處，如削去『北狄』中的鐵勒、I、烏羅渾；改『東夷』中倭國為日本，又併入舊日本國傳內容；削去『南蠻西南蠻』中的婆利、陀洹、東謝蠻、西趙蠻、仿；將東女由『南蠻西南蠻』調入【西域列傳】。
在記周邊政權的8卷14篇列傳之外，另有22個類傳。其中，新增『諸帝公主』、『諸夷蕃將』、『宗室宰相』以及『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等8個類目。類傳排列順序的調整以及新增『卓行』以下5個類目，都是針對【舊唐書】編纂思想而改。
至於新傳比原有舊傳事跡增多，是最初就作了規定的，令在館學士『供（舊）【唐書】（列傳）外故事』，所以【新唐書】中保留的舊書人物列傳差不多都有事跡增補。【`二史札記】卷一七記道：『唐末諸臣各傳，俱比舊書詳數倍』。有關周邊政權記事的增多，如新書驃國傳較舊書大增，據新傳傳末『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句推斷，新傳必以唐次所述為其史源，幸有陶宗儀【說郛】保留下的唐次遺文片斷可以作證。
另有一種情況，舊書原有小傳或原為附傳，由於事跡增多，擴為正傳。這與舊書全無、新書增立是兩回事，不應混淆。如獨孤及，舊書在【獨孤郁傳】追敘其事僅34字，在新書中則列為正傳，文字過千，以其子朗、郁、郁子庠為附傳。舊書中穆宗宣懿皇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懿宗惠安皇后等，都屬於『事闕』而有目無傳，新書分別補充了史事，方為正傳，不同於增立新傳。
對比新書增舊書人物事跡，其取材情況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考察。
其一，所增唐高祖至唐代宗諸臣事跡或新立傳者，基本取材範圍仍然是唐代所修實錄和紀傳體國史，以及北宋前期尚存的唐代『奏牘案簿』。
新增立【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對照【舊唐書】中所涉及的相關人物傳以及【資治通鑑】的相關敘事，可知其基本史實是沿自唐代所修【高宗實錄】、【則天實錄】和【國史】。其中，唯有上元元年『建言十二事』是新書增補的一則最完整的記事。【舊唐書・高宗紀下】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有『天后上意見十二條』的記載，表明唐代所修實錄、國史中確有其事，並記錄了『請王公百僚皆習【老子】，每歲明經一準【孝經】、【論語】例試於有司』，又『請子父在為母服三年』等兩條具體內容。【資治通鑑】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亦記道：『天后上表，……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中間亦舉出『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准【孝經】、【論語】策試』，『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及『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等三項具體內容。【唐會要・服紀上】有『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遂下詔依行焉。』僅此一項記載，表文134字。根據這些情況分析，武則天『建言十二事』可能是一篇長疏，包括『十二條意見』，【新唐書】只是概括載錄而已。為何舊史不得其詳，又未能保存下其全貌呢？這是因為，表疏上奏時間在高宗上元元年，雖然武則天已稱『天后』，但仍然屬於『為臣』之列。按照【實錄】只記臣下行事不記臣下言論的體例，【高宗實錄】是不會載錄其全文的。而【則天實錄】和【國史・則天本紀】，又都始於嗣聖元年紀年，也不會詳細追錄其在上元元年的具體行事和表疏內容。因此，有關『建言十二事』的表疏便成為唐代實錄、國史中一項『被遺略』的重要內容。【新唐書】能夠完整地將其概括記錄下來，極有可能是宋仁宗至和二年呂夏卿赴西京『檢討』尚存的『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時所得，遂補入皇后傳中。【唐會要】中的134字表文，則是因其『至垂拱中，始編入格』[13]，才得以載入史冊。玄宗朝吳兢，新書增其『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及直筆記『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二事，又增『上中宗皇帝』、『上玄宗皇帝』、『請東封不宜射獵』三疏。舊傳只提到『十七年，出為荊州司馬』。新傳增『坐書事不當』5字，方知其『出為荊州司馬』的原因。其餘所增一事三疏，或見於【唐會要】，或見於【冊府元龜】，或同載於這兩部書，表明是沿於唐代國史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