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国家的产生及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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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族领域和巡狩制度。从主流上看，五帝时期是部族对部族的管辖，是血缘对血缘的统治，各部族相对固定地居住在某个地区之内，因而这种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缘统治的成分。也就是说，凡是居住在特定居域内的部族都必须服从帝的统辖，除非他的部族离开落联联盟的方域。这种情形被后人解释为舜“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③，再后来又有了“茫茫禹迹划九州”的说法。把“九州”、“十二州”机械地理解为“按地域划分国民”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在部族血缘体中，随部族而迁徙。缘于此故，何兹全先生认为盘庚迁殷之前中国“还在氏族部落时期”④。可是，我们的先人为何又反复声称禹作九州、舜作十二州呢，恐亦事出有因。我认为，所谓九州、十二州是一种部族领域的划分，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大致的势力范围，对疆域范围的认定是维护部族间秩序的需要。“禹作九州”的实质是按地域划分部族。按地域划分部族是中国上古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帝”之所以受到各部族的拥护，是因为他维护了部族间的秩序，维护秩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是巡狩。巡狩制度是在舜的时候创立的。据《尚书・尧典》载，从舜的时候起“五载一巡狩”，巡狩时间的安排是相对固定的：

“岁二月，东巡守（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相近的记载，并说“五岁五巡狩，群后四朝”。郑玄解释说：“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由此观之，“巡狩”与“朝觐”是一个制度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监督，后者是服从。正是这种巡狩、朝觐以及部族方国对帝王的贡纳制度，构成了帝王部族与被统治部族的政治关系。巡狩制度是按地域划分部族的延伸和政治化。
第三，官僚制度的创立。大约在舜的时候开始创建了官僚制度。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继承帝位之后，看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益、彭祖、夔自尧以来功勋卓著，却未有官职，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开始设置百官。任官的时候并非作为帝王的舜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各部族推举，然后由帝王决定，这颇似民主集中制。譬如，舜问四岳：“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众人都举荐禹：“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同意众人的意见，对禹说：“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跪拜叩首，要把司空的职务让给后稷、契、皋陶等人。舜决定道：就这样定了，你接受任命吧！其它官职任命的情形大致与此相似，先后任命的有：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司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据说，当时任命了２２人。官僚机构建立之后，国家政治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升平景象：
“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①
这里所说的“明德”就是指设立官僚机构以后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大变化，使社会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境。
这种官僚制度的特点是“世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卿世禄”或“族卿族禄”。所谓弃为后稷，我们不应该理解为仅仅弃一个人当过主管农作的官僚，而是说弃所代表的姬姓部族曾经担任这方面的职务，直接的担当者就是周族的部族首领，父死子继，世世相传。在这里，国家公共职能是由各部族分担的，既受到各个部族的互相评价，也受到帝王的监督和制约。到了皋陶的时候，这大好的局面更加辉煌：“俊V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②
第四，刑罚制度的创立。舜在执政的时候还建立了刑罚制度。《尚书・尧典》说：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有关刑罚制度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象刑、流刑、鞭刑、扑刑、金刑（赎罪法）的大致框架确实初创了。当然，这里尚未见到监狱制度的设立，但甲骨文中有“圉”“枷”等字，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