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历史研究要讲人文关怀（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何为“人性”，在学术上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离开社会性，能否准确说明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有深入讨论的余地。但是，无视人性和人权的激烈的革命性改造，用毛泽东早年的话来讲，毕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如今，革命改造时代早已过去，官方也已逐渐抛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承认了人性的超阶级性质。社会各界围绕着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如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要想在历史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绩，赢得世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研究历史需要有人性视角，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问题以外，恩格斯对此也讲得很明白。他指出，人类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根本上就是由人性(“人的共性特性”)引发出来的。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干脆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要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
历史本身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区别，这些注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也只能是多角度、多侧面，甚至是要从多层面入手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增加人性视角，就认识层面上来看，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增加一个重要的选项而已。它当然会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比如，由于科学的过度发展，原本是以复合的有机体整体运行的历史如今被人为地碎片化了。太过注重技术手段和学科分类的倾向，把复杂的历史有机体切割、剥离，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历史其实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实。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较多地注意到历史的主体―――人和人的共性，我们也许能够摆脱目前流行的这种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的尸体解剖式的研究方法，更容易“还原”人的思想、活动及其过程，更容易了解人发生这种或那种思想与活动的原因，从而更容易使我们的研究贴近我们研究的对象，即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些曾经也一样活生生的人。
又比如，传统的革命史观，着眼于政治的是非，往往只见阶级不见人；新近的现代化史观，着眼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又往往见物不见人。流行的阶级史观，或民族国家史观，着眼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往往只见自己不见他人。从人性视角看历史，显然能够较好地弥补这类史观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既然人有共同的特性，那么，研究历史就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国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透过不同研究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真切地了解历史中人的情感及意图所在，避免做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例。毛母文氏之爱毛泽东，与蒋母王氏之爱蒋介石，显然分不出高低贵贱。毛泽东爱其母，与蒋介石爱其母，与他们的党派立场和阶级倾向恐怕也扯不上多少关系。舔犊之情、爱子之心，连动物都有，但趋利避害，也是一般动物之本性。何况蒋对苏俄及共产党恐惧痛恨几深入骨髓，然而他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青团，历经阶级教育和革命历炼，公开发表文章揭露父亲虐待母亲，谴责其背叛革命，宣布与蒋断绝父子关系。蒋却不顾儿子忤逆不孝之举而坚信亲情感化之力，坚持争取儿子回国达10年之久。蒋经国回国后亦在其父的诱导教训之下迅速转变，最终接班掌权。此亦足以证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性之作用大矣哉。不了解这种情况，要读懂历史实恐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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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研究者需要讲人性、重人权、倡人道，却并不简单是因为它能够在认识方法上提供怎样的研究便利，而是因为舍此断难达成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
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一般而言，简单求真并不难。在各种史料相对完整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文字重建某一事件的基本史实，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也可以实现。今天网上有许多军事史的爱好者，都没有专业的背景，然而，他们因为肯下工夫，因此弄清了许多部队的历史沿革过程，甚至弄清楚了不少战役的具体经过，就是一例。
历史研究之难，说到底是难在两点。一是难在历史的悟性，或曰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力上，即能否真正读懂古人的想法，比较准确地说明古人所言所行的复杂动机和目的；二是难在知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和数不胜数的历史谜团当中，找出值得研究和确有研究意义的问题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能够启发读者去思考，从而能够有助于人类历史的进步。
要读懂古人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差异的问题。今人和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今人和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必说史料上的欠缺，仅仅一个语言文字的差异，就使文献解读困难重重。这就好比让一个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国译者来翻译中国的古代小说《红楼梦》，不要说译出原著的文字风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来，就是要想把意思译准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却多半是一个现实关怀的问题。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当今历史研究碎片化之危险，就在于它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不是不可以细化和微观化，问题是历史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颗“社会的良心”，即他首先应该有现实关怀，有大的问题意识，历史细节和微观的研究理当服从于这种大的问题意识的需要，有助于对今人所关心的大问题的理解或了解。
据说，作家毕淑敏打过一个比喻，说社会就好比一列火车，大众是乘客，政治家是司机，自然科学家是技术工，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载着乘客的列车开到目的地，而人文学者就好比是列车上的观察员。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观察列车前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关注车厢内乘客的安全与舒适情况，他们对列车是否能够到达目的地不产生影响，他们的作用是监督乘客乘车的舒适与否，保证乘客的乘车质量。
其实，毕淑敏的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不仅所谓的“大众”是分层的和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政治家尤其是追逐权力和利益而四分五裂的。控制了驾驶室的政治家们固然可以主导列车的走向，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强烈欲望与需要，必定会促使他们无视乘客中众多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的愿望，甚至可能不顾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让列车永远在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无休止地跑下去。在这方面，单纯的自然科学家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毕淑敏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她不知道，列车运行不是没有危险的，不仅司机的作为必须要受到监督和规范，而且列车运行的大方向也必须要有调度室预先设定的干预机制随时给予干预，以防止出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的那种“无赖”行为而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一切监督、规范和干预机制的设定，都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而且不仅仅是人文学者，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教育学家，统统都应该起着这种监督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他们不起作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预规范的机制，即从宪法到各种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可能。人文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这里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过去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会 那 样走，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必须要有所改变或修正？没有这样的研究和对过去历史中是非善恶真相的揭示，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无法找到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制定各种规范和干预机制提供正确的意见。
历史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也不是随便研究点什么就有意义。历史研究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和作用，历史学者本身必须要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这至为关键。而当今时代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单纯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甚至也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而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对人，包括对人的生命，对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怎样的提升。即由最初的无视到重视，由只重视部分人到重视所有人，由只重视权利的平等到重视每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感与幸福度。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另一种动力，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永不休止的关心与关注，也就是人们今天会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性观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
历史发展当然有其特定的条件，因此条件的不同会令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人权会被神权所吞噬，一部分人会被另一部分人所统治，普通人的个人命运会被遮蔽在国家或集体的巨大身形下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关注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止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参与到关注自身命运的思考中来，故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那一天也终会到来。
无论这一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认识到人性、人道和人权价值的途径会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断定，当历史研究者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