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2)

  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生於1896年3月26日（光緒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東西北一帶的名門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個傅以漸，1646年（順治三年）中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開國第一名狀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傅以漸以後，傅家舉人、進士輩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有多人。書香門第一直維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時，家境出現衰落。傅淦，幼負才名，博通經史，1861年（咸豐十一年），他17歲時即被選拔為貢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沒有參加朝考，也沒有出仕。傅淦的父親（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鴻章是他的門生。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時，曾請傅淦到天津去，大約意在給他安排個官職。傅淦到天津時，可能正趕上李鴻章政務忙迫，未能即時召見。他認為李鴻章有意慢待，便於次日不辭而去。自此靠在家鄉教私塾和賣字畫b口。傅淦的妻子陳梅是江西巡撫陳阡（山東濰縣人）之女，結婚時陪嫁甚豐。傅淦生活困難時，就靠變賣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1894年（光緒二十年）順天舉人，有文名，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院長。1904年（光緒三十年），歿於任所，時年39歲，當時傅斯年先生9歲，其弟斯i7個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門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親李太夫人操持。幸賴父親傅旭安的眾門生，聚資生息供一家生計之用。
傅斯年雖然出生在世代官宦書香家族，但他幼年時期，卻是過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時代的窮苦生活，使他能比較深刻地理解社會，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閒談中，我曾問他怎麼懂這麼多人情世故。他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
從6歲到9歲，傅斯年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個私塾讀書。10歲到13歲，在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這七八年裡，都是白天去學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課讀。祖父、母親對傅斯年讀書都是嚴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資聰穎，勤奮努力，在11歲時就通讀了【十三經】。
1908年的冬天，13歲的傅斯年跟隨父親的學生中了進士的侯延u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在校4年，1913 年（民國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學畢業。
在北大的幾年，是傅斯年思想大變化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學術界有權威、有影響的大師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劉師培、黃侃都在北大教書。他們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繼承章太炎學派的衣缽；傅斯年讀的是古書，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先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過國，受到西方思想影響。所謂『兼容並包』，實際是為新派在北大擠個落腳點。當時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國學派的天下，『兼容並包』，實質是支持新反對舊。傅斯年接受胡適的思想教育，盡棄舊學，接受新說。在北大創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參與了五四運動，他自己說：『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山東官費出國留學，先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學習的學科有心理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等。1923年由英國去德國，入柏林大學，修習物理學和比較語言學。
傅斯年於1919年冬出國，1926年冬回國，先後在英國、德國留學7年。從他學習的學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較寬的，而且多屬自然科學，沒有歷史學。但從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國文史知識基礎上來評價，就知道留學對於他後來對中國傳統文史的整理是有好處的。他所要學的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羅家倫所說：『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羅家倫述說他們『這群人的學術心理』里，有一種『先博後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慾外，還有想在學術里求創穫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 「成一家言」』。我想，我們完全可以從羅家倫的話里理解傅斯年在歐洲求學時學得如此寬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國學問的理論和方法。我們沒有材料說明他在德國學歷史，但知道他讀書很博，他一定也讀了一些歷史學的書，他的『史料即史學』思想就是從當時風行德國的蘭克學派接受過來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國。先返鄉里省親，隨後即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他擔任文學院院長，還兼任歷史、國文兩個系的系主任。同時還創辦了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襄助院長蔡元培先生籌劃院務。院內一切制度的確立，和各種方案的制訂他都貢獻了不少意見，後來中央研究院的發展擴充，他有很大的功勞。』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報告書中說：『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為發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即不應於中央研究院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同倫。今者決意設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又說：『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着，傅斯年在歐洲廣學自然科學且有『迷途不返』之勢，到頭來卻為他回國後收拾舊業，為他在歷史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方面開擴了新道路。
自此年（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陸期間，他曾兼任許多職務，其中有：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33年），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幹事和總幹事（1937年），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年秋）。1946年胡適由美回國，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長職務。1947年6月，赴美養病。1948年上半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年8月由美回國。冬天，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台灣。 1949年1月，就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 日晚11時20分，因腦溢血病逝，享年54歲。
對傅斯年的一生，會有許多不同的評價。這且俟諸歷史吧。我覺得胡適和他自己對他的本性和為人的評估，還是很透的。
胡適之對傅斯年可以說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對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評論，他說：『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間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作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胡適為【傅孟真先生集】寫的【序】）在這不到200字的一段話里，胡先生用了14 個『最』字來評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話，準確而又全面地描繪出一個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貴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對他自己的認識和估計。1942年12月，他於大病之後，回到李莊史語所後給胡適的信說：『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歡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於至誠，而絕非有所為。遇急事膽子也大，非如我平常辦事之小心。有時急的強聒不舍，簡直是可笑。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衝動之事，心中過分緊張。這種感情衝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來，未知還有趣否？但在中國確算比較少的了。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為己任之說，一個人如此想，多半是誇大狂，我向不以此言為然。但自己不自覺之間，常在多管閒事，真把別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識者更壞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滿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學問，偏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裡門外跑來跑去，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只好從此以著書為業。所可惜者，病中能著書幾何，大是問題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寫書，其樂無窮。』
遺憾的是，山難改，性難移。局勢不靜，他終難忘卻國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處可以見大，更可看到一個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Z寫有【憶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長這裡不引了。

贅語

傅斯年是我的老師，這老師還不是泛泛的老師而是恩師。1935年我北大畢業，他邀我去史語所，我沒有去，而去日本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我編雜誌，寫社論，在機關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語所，使我在社會上鬼混了幾年之後，重新又走上做學問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傷，活得不像個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寫了傅斯年，是實事求是的，不虛偽，不誇張，有什麼是什麼。他是個不世出的天才，他對中國古代史所提出的見解，都是有創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闢見解。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適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學生，大多持這一相同的意見。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學問、見解也不能說已完美無缺，問題還是有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我願就我的學力所能達到的境地，對傅斯年先生的學問略提幾點意見。
一、傅斯年學業可分三大段，6歲到13歲，
在家鄉讀私塾和小學，晚上在家由祖父課讀經籍，這是一段（1901―1908年）。14歲去天津入中學，24歲北京大學畢業，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學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階段，在家鄉他讀的是中國古籍，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第二階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高層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適傳播的美國的西方文化）。第三階段，在歐洲英、德時期才真正接觸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學的很雜亂。他在英國學習的主要課程是生物學、心理學、數學，在德國學習的主要課程是相對論、比較語言學。雖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羅家倫）說：『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多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註：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見【傅斯年全集】第7冊，274頁。）這樣說，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過來這樣考慮：如果他在歐洲能以史學為主，旁及自然科學，對他後來再回過頭來治史，效用是否會更大些？實際上，就他當時的主觀願望說，他是有改學自然科學就以自然科學為終生事業之心的。如他給胡適的信說：『我到倫敦後，於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聽課一學期，現已放暑假。以後當專致力於心理學。以此終身，倒也有趣……近中溫習化學、物理學、數學等，興味很濃。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誤於預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註：【胡適往來書信集】，中華書局，1983年。）可以看出，他學心理學，自然科學，是想以此為終身事業的，並非想以此為治學方法，日後對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6年治中國之學為誤，國學不能為治心理學之方法，則他學心理學、生物學、數學，不是為日後作史學、語言學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歐洲數年，他是博覽群書的，文學、史學的名著也一定讀了不少。 史學方面他受到史學名家一代大師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響。
我對蘭克的史學，知道的很少。知道的一點是：蘭克認為重視史料，把史料分類擺出來就是歷史。歷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他不同意說 『歷史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歷史著作只在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這是純客觀的歷史主義。
傅斯年的史學受蘭克很大影響。他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着一大段，把它們聯繫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使它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裡就很有蘭克的影響。
這段話，可以說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學思想。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史料學很重要，是歷史學的基礎；史料的整理，是歷史學的重要部分。但歷史學不僅是史料學。史料學考訂史料的真偽，史料記載的準確性，史料寫定的時代等等，但這些只是歷史學中的文獻學、史料學的任務，而不是整個歷史學。歷史學的內涵面要更寬廣，而且主要是研究人類過去的史跡，反映出它的真實的本來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這話聽來好像很對，沒有材料你出什麼貨？沒有史料你寫什麼歷史？但深入追尋一下，也是有問題的。譬如說，先秦的史料，是兩千年來都存在的。為什麼同樣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釋，各有各的不同的貨出來？傅先生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幾篇文章，都被評為有『創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為什麼兩千年來的史學家不能在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貨、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貨，要待傅先生來出這麼多新貨？譬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論語】上的這句話，古往今來也有好多人在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貨，卻待先生在【周東封與殷遺民》裡才在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貨。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貨，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腦袋裡，在不同時代的人的腦袋裡可以出好多分貨。
主張史學即史料學、一分材料一分貨的，主要是反對預先在腦子裡有個理論或方法。這種反對是沒有用的。從古以來，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論。人在和客觀實體的接觸中都有反映。他對客觀的反映，就是他從客觀中取得的『理論』（意識）。這『理論』再回到他處理和客觀實體的接觸時，就成為他的『方法』。幾千年來人類從和客觀實體的接觸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觸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也就是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人和人的接觸中，人和社會的接觸中，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理論。反對研究歷史先在腦子裡有個方法和理論的人，其實自己也是先在腦子裡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論的，只是各人腦子裡的方法和理論不同，有先進、落後，正確（或部分正確）、錯誤的區別而已。傅斯年何嘗沒有他自己的理論。他說過『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辯力。』（【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史料論略】）這分辯力，就是他的理論。
三、『兩件事實之間，隔着一大段，把它們聯繫起來的一切設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使它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這話也是有問題的。人世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有的看不見摸不着，但聯繫確實是存在的。兩種事物之間可能隔着一大段，把它們聯繫起來的設想和推論，不但沒有危險，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就歷史學家來說，陳寅恪先生就是最顯著的一例。陳寅恪善於把一些看來好像全無聯繫的材料組織起來，發現出一些重要現象，解決些重要歷史問題。陳寅恪先生的高明就在這裡，他很多獨到的見解都是從事物的聯繫上發現的。就是傅斯年先生，他的高明處也是在這裡。他在文章中也是常常把中間隔着一大段的兩種事實甚或多種事實，用設想或推論聯繫到一起而發現更多更高的認識的。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吾師在天有靈，當仍會喜愛此頑愚學生的真誠真情，莞爾而笑。不會說我滅師滅祖，把我趕出師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