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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雲南日報 從宋末元初開始，不少蒙古族遷居滇池地區。數百年歲月流逝，他們的蹤跡何在――
滇池地區蒙古族的進入和融入
蘇晴雨
我國的蒙古族主要分布於內蒙古等北方諸省區。遠離北方、遠離大草原的彩雲之南，以1253年忽必烈率十萬大軍平定大理國為標誌，不少蒙古族先後進入雲南，並在滇池等地區聚居。但進入滇池地區的蒙古族，現在為何既沒有成為該地區人口較多的民族，又沒有聚居村落呢？本文試圖通過滇池地區的蒙古族地名、村落、落籍情況等，探討這一地區蒙古族的變化和與其他民族的融合過程。
滇池地區與蒙古族有關的地名
滇池地區與蒙古族有關的地名可分為四類：
蒙古族語地名。以少數民族語漢譯作為地名，是多民族聚居區常見的地名命名方式。在滇池地區，以蒙古族語漢譯形成並保留至今的地名，有1條――五里多，官渡區民航路東西兩側地片名。源於蒙語『斡爾朵』，意為與皇宮、王室有關的宮帳、衙門、行營，後訛為兀兒朵、兀倪朵等。【新纂雲南通志・古蹟一】載：『斡耳朵，元梁王離宮。』又因此地距原大南城五華里多，故漢譯稱作五里多。
漢族對蒙古族的稱謂而形成的地名。在滇池地區，用漢族對蒙古族的稱謂約定俗成的地名，共有4條。達子長村，西山區中新街西北3公里處村名。這個地名來源，一因村中居民達姓居多；二為此地元代曾駐過蒙古族，舊時俗稱其為『韃子』，故名。達子小村、達子上村，分別位於達子長村北300米、西0.5公里處。朵家營，晉寧縣晉城鎮村名。明沐英入滇，朵里麻率部投誠，隨明軍駐軍屯田於此並為駐軍首領，因村中朵姓較多，故名。
與蒙古族太姓有關的地名。據考，落籍滇池地區的蒙古族太姓『祖塋在官渡河、跑馬山。因後代子孫亦沿安葬於此，後更名為太家河、太家山、太家地』。『今太姓後裔主要居住在官渡區前衛鎮太河村的5個居民小組，大約1000餘人』(黃淳主編：【當代雲南蒙古族簡史】，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頁)。該類地名，在滇池地區共有2條。太家地，西山區前衛村名，因村民多姓太得名。太家河，西山區河名，因流經太家地得名。
與元代梁王有關的地名。元代統治者曾將蒙古貴族分封為梁王。有的地名，就是與梁王有關而命名的。該類地名，在滇池地區共有9條。梁王山，原名羅藏山(彝語『羅』為虎)，後梁王屯兵於此得名。小古城，呈貢縣城西北3.5公里處村名。原有土城，相傳為元朝雲南梁王屯兵貯糧之地，故名。白馬路，傳說當年有一梁王部將騎白馬潰敗至此自殺，後人稱此為白馬路，成村後村亦用其名。馬料河，因原河兩岸水草肥美，是元梁王放牧軍馬的場地得名。梁王河，因發源於梁王山麓得名。下梁王，晉寧新街村名。據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晉寧縣誌】載，該村原名忽納寨。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軍入滇後，元宗室巴匝剌・瓦爾密戰敗逃此，率眾在村西光長山投滇池死。後人為紀念此事，改山名為梁王山，村因山得名。上梁王，新街村名。(新街)梁王山，新街山名。金砂山，晉寧上蒜山名，因元宗室梁王部屬曾演武於此得名。
滇池地區蒙古族的落籍及村落
蒙古憲宗三年(1253年)，為實施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舉，忽必烈率以蒙古等族組成的10萬大軍，以兀良合台總督軍務，再征大理。次年，忽必烈北還，留兀良合台統軍攻克押赤城(今昆明)，俘獲段興智，大理平。蒙古族隨之進入滇池地區。其落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因設治為官而落籍。為穩定統治，蒙古貴族竭力拉攏和利用各族中的貴族，先後在洱海、滇池等地區設立了19個萬戶府，其下分設數量不等的千戶、百戶。據【元史・地理志・中慶路】載：憲宗五年(1255年)『立萬戶府十有九，分善闡為萬戶府四。至元七年(1270年)，改為路。十三年(1276年)，立雲南行中書省，初置郡縣，遂改善闡為中慶路。』元初的中慶路，在滇池地區設有晉寧州、昆陽州和昆明縣、呈貢縣、歸化縣。各路設總管及達魯花赤(蒙古語意為『鎮守者』，漢文文獻也稱『監』，監某州、監某府、監某路)。據【賽平章德政碑】載：賽典赤到雲南後，『經綸既緒』，『遣使聞奏朝廷』，『擢阿魯與納速剌丁為雲南諸路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乃、忽你赤、阿合八失為招討使。』即元王朝還通過賞賜的方式，先後任命不少蒙古人在雲南為官。而這些為官的蒙古人，有的就在押赤城(今昆明)及各路、府、州、縣治所地落籍。
因屯田而落籍。【元史・兵制・屯田】載：『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立中慶民屯……二十七年(1290年)，始立軍屯。』元王朝利用圈占和沒收大理國高氏的土地，撥給駐守雲南的蒙古、回回、漢軍以及雲南地方軍爨k軍進行屯守，稱為屯軍。據【元史・本紀】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免雲南從征交趾蒙古軍屯田租』。可見元代雲南也有蒙古軍屯田。明代，隨海口河的疏浚，滇池水位大幅下降，滇池壩子涸出之地成為軍民屯田的重要區域。不少軍民在這一區域屯田，並形成新的村落。朵家營，就應當是蒙古族人駐屯而形成的村落之一。
因疏挖海口河而在海口河沿線落籍。元初，因滇池海口河泄水不暢，昆明時有水患。為根治水患，至元十二年(1275年)，賽典赤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理海口河，『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元史・張立道傳】)。『丁夫』，指能任賦役的成年男子。在疏浚海口河的『丁夫』之中，有蒙古族人是完全可能的。而達子長村、達子小村、達子上村，應當就是參加疏浚海口河的蒙古族聚居於此，或曾有蒙古族聚居於此而形成的村落。
因與梁王有關而落籍。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忽必烈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封忽哥赤的兒子也先貼木兒為雲南王之後，還封皇長孫甘麻剌為梁王(【元史・世祖本紀】)。梁王在元代諸王中為一等王，地位比雲南王更高。雲南王僅鎮大理，梁王則管轄全省。梁王憑藉代表皇帝在雲南進行統治的地位和權力，在滇池地區強占山林，霸占良田，擄掠人口，欺壓人民，為所欲為。而幫梁王打理梁王『獨立王國』的蒙古人，有的就地落籍。小古城，就是梁王屯兵貯糧之地演變形成的村落。
滇池地區蒙古族融入其他各族的主要途徑
元代進入滇池地區的蒙古族軍戶，『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為官和經商者則主要在城鎮和壩區落地生根，最終形成了蒙古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況。據明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一載：雲南府『夷漢雜處。雲南土著之民，不獨k人而已，有曰白羅雄、曰達達、曰色目及四方之為商賈、軍旅、移徙曰漢人者，雜處焉。』『達達』又作達怛、達旦、達靼、韃靼等，是中國古代北方有多重含義的民族泛稱。宋元之際，韃靼演變為蒙古人的泛稱。這就是說，明初的滇池地區，仍然是一個『達達』為主要民族之一的『夷漢雜處』區。
滇池地區的蒙古族與其他民族的融合情形，大致有以下五種：
隨昆明的不斷發展而融入。至元十三年(1276年)，賽典赤在把軍事統治時期所設的萬戶、千戶改為路府州縣的同時，還把雲南的行政中心由大理遷到押赤城(今昆明)。馬可・波羅於1287年看到的押赤城，『城大而名貴，商工甚眾。人有數種，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馬可・波羅行紀・雲南行紀】)。而基督教的信徒，正是蒙古人(參見方國瑜、林超民：【〖馬可・波羅行紀〗雲南史地叢考】，見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目錄叢刊】第三卷，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49頁)。而這些信仰基督教的蒙古人，通過通婚等多種渠道，不斷地融入滇池地區的其他民族之中。
隨改土歸流而融入。至元十三年(1276年)設雲南行省時，中慶路總管為原大理段氏時世守鄯闡府的高氏之裔高龍善。至元十五年(1278年)，賽典赤『行省平章表言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除中慶路總管』，改張立道為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元史・張立道傳】)。後來隨改土歸流的實施，不少在行省及中慶為官的蒙古族人留了下來，並逐步融入滇池地區各民族之中。
因漢族人口的劇增而融入。在滇池壩子涸出的土地上，元代以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官渡福德村、南窯村，西山梁家河村、彌勒寺村，呈貢房子灣、大海晏，晉寧新街、富有等近300個新建村落。這些新建的村落，大多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村落。據測算，僅『明代進入雲南軍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達到80餘萬』(陸韌：【變遷與交融――明代雲南漢族移民研究】，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頁)。而漢族人口的劇增，為蒙古人融入滇池地區的其他各族創造了條件。
因改朝換代而融入。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調集30萬大軍西征雲南，明軍於曲靖白石江大敗10餘萬元兵，活捉元雲南行省丞相達里麻，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逃到晉寧後自殺。其後，明王朝把蒙古貴族遷到北方省份安置，但其餘在滇池地區的蒙古人則四散各地，變服從俗，更進一步地融入其他各民族之中。
因其他途徑而融入。元朝覆亡後，有的蒙古人不再說自己是蒙古人，而是改名換姓，不斷地融入雲南的民族大家庭之中，這也是造成滇池地區蒙古族明代以後不再被地方志書所記載的原因。
通過對滇池地區蒙古族進入和融入的考察，我們還不難發現，明代，隨軍屯、民屯和商屯的施行，大量漢族進入，迅速發展為滇池地區的主體民族，而原居該地區的彝族和歷代進入的白族、蒙古族等呈現出加速融入漢族的趨勢，最終形成了滇池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格局。
(作者系中山大學滇籍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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