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误国论”是怎样形成的?（1）

  来源: 光明日报

清谈,就魏晋时期而言,通常被视为魏晋玄学的同义语,亦称“玄谈”、“谈玄”、“清言”等。清谈不是官方为解决某个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而组织的辩论,而是士人之间自发组织的学术思想讨论。早在魏晋之前,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魏晋清谈显然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但魏晋名士们却不再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转而通过自由平等的论辩,运用“得意忘言”的学术方法创造性地重新解释经典,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融为一体,开创了新的学术思潮。   
   

　　清谈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也是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士人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名士,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高自标置,“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箕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酣畅,放荡形骸。正是名士们这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显得有点“另类”,而这种“另类”恰好出现在“神州陆沉”、“中朝倾覆”的特殊历史时代,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系,这种历史逻辑关系就表现为“清谈误国论”。  


　　“清谈误国论”萌发于晋武帝继位之初,首先发难者是傅玄。在《举清远疏》中,傅玄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就是指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清谈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清谈活动,使得崇尚“风节”的汉代清议精神不再,朝廷无“清远有礼之臣”,而这是一种亡国之兆,即疏中所称的“亡秦之病”。这段文字屡被称引,通常被视为“清谈误国论”的滥觞。傅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属于“礼法之士”,这一群体多为魏晋禅代之际依附、投靠司马氏政权的当权者,而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两汉经学之余续,他们通常以儒学正统自居。傅玄对清谈的指责,是曹魏后期政治舞台上“清谈名士”与“礼法之士”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较量的延续,因此,他所谓的“亡秦之病”并不是一种历史真实,而是基于学术思想、政治立场差异的一方攻讦之辞。  


　　不幸的是,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语成谶,西晋的灭亡似乎验证了他“清谈误国”的论断。加之,当时号称清谈宗主的王衍在被石勒“排墙填杀”时称言:“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王衍的反思又进一步坐实了“清谈误国论”。  


　　历史当事者的追悔无疑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历史佐证,西晋之后,王衍也就逐渐被当成“清谈误国”的罪魁祸首。王衍本人来自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士族社会崛起形成之际,作为名门子弟的他,历官清显,史称其“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被誉为“一世龙门”。西晋咸宁、太康之际,高平陵政变后冷寂了近20年的思想界再度活跃,清谈之风复苏,年轻一代玄学名士走上了政治舞台,清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治环境,涌现了“四友”、“八达”等名士群体,王衍正是“四友”、“八达”群体的精神领袖。这些名士,虽然以正始、竹林思想的继承者自居,但缺乏正始、竹林名士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两者形似而神异,他们不再具有竹林七贤的那种深刻的思想性,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放达的形式,清谈成为他们“纵恣”的借口。在清谈活跃的同时,西晋的政治局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八王之乱”,将西晋政权终于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政局动荡之际,王衍身居高位,但并无政治才干且政治操守不佳,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唯知自保。如晋惠帝初年,贾后废愍怀太子,王衍之女为太子妃,他“惧祸,自表离婚”;再如被石勒所俘之后,他竟然“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王衍拙劣的政治表演,当然难辞其“误国”之咎。但平心而论,晋武帝之后,杨骏、贾南风、司马伦、司马同、司马颐、司马越等人先后当权,王衍等清谈名士不过是政权的装点摆设而已。虽位居太尉,但正如王衍自己所言,“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也就是说,面对石勒等强大的军事压力,素无才干的王衍根本无力回天,西晋的败亡也就是必然的。政权鼎移,中原沦陷,绝非王衍一己之过,将“误国”之责加于王衍,可能并没有得历史之真味。西晋灭亡的原因,隋末王通归结为“储后不顺而晋室堕矣,此非天也,人谋不臧咎矣”。王通将西晋灭亡指向“储后”(素有白痴之称的晋惠帝),当然也未必完全公允,但其所言“人谋不臧”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西晋的政治乱局早在晋武帝司马炎之时就已埋下祸根,行“封建”封诸王,“罢州郡之兵”,对东汉以来形成的“五胡内附”的民族杂处局面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武帝时江统曾上《徙戎论》,但“帝不能用”),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晋武帝所托非人,立晋惠帝并委政于杨骏,这才是导致西晋政局动荡并灭亡的直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王衍等清谈名士能够扭转乾坤,不是责人于“不备”吗?王衍临死之前的忏悔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误读,之所以会有亡身之祸,“非才而处之”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绝非由于“祖尚浮虚”。清谈与政治才能之间本无必然联系,与王衍齐名的另一个清谈宗主乐广,在做河南尹时就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才华。再如创建东晋政权的士人主体也多为元康时期的清谈名士,王导、王敦均好清谈,但却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可见清谈与误国之间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