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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考據不能使史料變為歷史，不能使史料具有生命，我們可以舉一些事例來說明。比如在殷周古銅器中有許多圖形文字，前人多不得其解，近人又往往以為文字畫亦屬臆說，例如：自宋以來的金石家均釋為『子孫』，近人容庚先生則以為『象陳牲體於屍下而祭』，同以屍祭為說，蓋本於王國維之【說俎】，兩說均不可信。後來唐蘭先生釋為『大』，就字而論這是正確的考據，但這種字句在彝銘上有何意義，卻得不到任何啟示或者是明確的說明，而沫若先生謂：『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蓋所謂「圖騰」之孑遺或轉變也。』他具體解釋說；『當即「天黿」，蓋古之軒轅氏也。余近證得古十二歲名本即黃道周天之十二宮，寅之攝提格為大角，其次為卯之單閼當於軒轅，…單閼一稱天黿，是則軒轅，單閼，均天黿之音變也。軒轅不必即是黃帝，蓋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猶存而後已消滅，故後人遂附益之以為黃帝耳。』(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這的確是一節精彩的文章，這是『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的辯證方法，解此兩字為『天黿』，遂使這古史料具有生命力。無論是軒轅(天黿)還是有熊氏，都是一種龜蛇的圖騰崇拜。夏族的圖騰即龜蛇，而商族是玄鳥。周自稱是夏後，所以說『我姬氏出自天黿』，也是以龜蛇作為圖騰崇拜。周滅商，夷夏族融合為華夏族以軒轅為始祖，而自稱是『黃帝子孫』。
類似的結論，不是古典的考據方法能夠得出的。我們還可以舉井田作證，胡適先生曾經說他的【井田辨】等考據文字是他的『最精彩的方法論』。有精彩的方法必定有精彩的結論。他關於中國古代井田的結論是什麼呢？中國古代並不存在井田制，『乃是戰國時代的烏托邦』，或者說是『孟子憑空虛造出來的③。這只能是無知。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着了一些兒邊際？』談到古代井田的具體規劃。我們還得請出漢學(樸學、考據)的不祧祖先鄭玄來。在【周禮】中關於井田制記載最多也比較完備，共有四處(【考工記】除外)計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馬】。這四種記載，就性質來說，可以分作兩類，【大司徒】和【遂人】全是記載授田的數目；【小司徒】和【大司馬】是一類，記載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據【大司徒】的規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別。據【遂人】的規定，田有上、中、下和萊的差異。兩種記載相比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萊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異的，但就上下文來看是可以解釋的。【大司徒】一開頭就說，『凡造都鄙』，可見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據各家註疏，全是說公卿大夫的采邑；而【遂人】所說是六遂的制度。在都鄙和六遂之外，還有六鄉。鄭玄注【周禮・小司徒】以為六鄉的制度與六遂相同。從此進一步研究，在這種田制下的生產關係，在【周禮】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宗周實行分封制後，在每一個侯國中的居民可以大別為三個不同的階級，即：宗周的統治集團，他們居住在國內(城內)，這裏面有封建貴族和構成貴族集團的小宗成員――平民(士)；一般平民和殷商的亡國貴族。同是殷人又有兩種不同的身份，一種是來自殷士的自由農民，一種是住在野外采邑中的依附農民。這些區別在土地的區劃中也可以看出，如【地官・遂人】說：『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這是鄉遂的土地區劃，以十夫所耕土地作為一個單位，未提公田，所有土地都屬於農民的份地。【地官・小司徒】和【匠人】所載，則與此不同，是以九夫為單位的井田制，它們都說『九夫為井』。這九夫和十夫之間是有區別的，這種區e，鄭玄已經看出來，他註解【小司徒】的『九夫為井』時說，『此謂造都鄙也，制井田異於鄉遂』，這是卓識。所以我們說他是漢學的不祧祖先，後來的經解多半遵從他的說法，近人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中有進一步的解釋，他在解釋【論語】『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時說，『此語作何解，漢宋詁經家皆迂曲不可通。今釋此語須先辨其中名詞含義若何。「野人」……農夫。……【論語】中君子二義，一謂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二謂合於此階級之禮度者。此處所謂君子者，自當是本義。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自是泛指文化……詞既定「試翻作現在的話，如下：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原文見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冊)這也是一篇比較好的考據文章。鄭玄已經區別鄉遂與都鄙土地區劃之不同，傅斯年先生又指出國與野，人民身份之不同，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正好說明宗周時代之階級分野及土地制度，居於國中者是貴族及自由平民，他們屬於統治階級，即使是自由平民他們的身份也不同於在野農民，土地分配不同，賦役種類不同，而居於國中者是後進的周人，居於野地者是先進的殷人。但傅斯年先生卻不能把兩者聯繫起來。
鄭玄和後來的解經者以及傅斯年先生，通過他們對於先秦史料的考據，已經知道國、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分，他們的成績都比胡適先生的『精彩方法論』好，但他們也都不能畫龍點睛。他們止於現象的分析，而不能給史料以生命力。史料仍然是史料，它不是歷史。歷史要有生命力，要分析史料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史料的生命才能觀念地反映出來而成為歷史學。我們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菲薄漢學考據，自鄭玄到孫詒讓的考據方法和成果，我們都重視，即使胡適、傅斯年兩先生的考據工作也有可取處，但他們都有局限性，他們不能掌握辯證法、、使史料變為史學，因此只能說史料即史學了。 ( 作者：楊向奎)
①當然，在考古發掘及材料整理以及古人類學的研究，要應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
②此據【選集】卷二頁二一七譯文，與郭、王譯【資本論】譯文小異。
③【胡適文存】卷二【井田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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