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歷史 在明代不同的時期，史學有着不同的表現和特點。以明代發展百餘年為界，分前(洪武 至正德朝)、後(嘉靖以後)兩個時期來描述明代的史學狀況是比較可行的，這種說法已 為史學界所公認。正如德國學者傅吾康先生在其【明代的歷史著述】一書中所指出的， 『明代統治近300年，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時期，其間的變化也影響到了歷史編纂學』 ，『雖然革新是在一個長時期內逐漸發展的，但整個來說，明朝最後100年的歷史著述 與最初100年的區別相當大，區別明顯地表現在質量和數量上』[1](P777)。而目前史學 界對明代前期史學的研究，多集中於其中某一方面的問題(註：如朱仲玉【宋濂和王t的史學成就】(【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吳振清【洪武朝編輯史鑑書述論】 (【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向燕南【史學與明初政治】(【浙江學刊】2002年第2 期)等。)，整體性的論述並不多見(註：綜合性的研究文章主要為錢茂偉【明代前期史學特點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一文，該文從『理學籠罩史壇』、 『當代史編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學異軍突起』、『反理學史學初露端倪』四個方 面探討了明代前期史學的特點。)，本文意在從政治影響、思想因素、修史制度等方面 探討明代前期史學衰落的原因及表現。
明代前期即洪武至正德年間，史學仍很活躍，仍可看到一系列大規模的修史活動。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太祖朱元璋的大軍攻陷元大都，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子孫 驅進漠北，統治秩序剛剛確立，官方就立刻本着『國亡史存』的修史原則着手編修前朝 正史――【元史】。在不足一年的時間內兩開史局，神速地將210卷【元史】纂輯完畢 ，成書之速，居歷代正史之首。永樂元年(1403)至五年，明廷動用了二千餘人的力量， 經過兩次修訂，完成了22937卷的【永樂大典】，為中國古代類書之最；永樂十四年(14 16)，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奉敕編成【歷代名臣奏議】350卷，自商周迄宋元，分 類有64門之多；弘治十年(1495)，明孝宗宸衷獨斷，命令設館修纂【大明會典】，記述 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經過正德年間的增修續訂，這部會典已經有了180卷的規模。這一時期，實錄、方志的編修也貫穿不斷(註：關於明代前期纂修的方志，有洪武時期的 【大明志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寰宇通衢】，永樂年間的【天下郡縣誌書】，景泰年間的【寰宇通志】和天順年間的【大明一統志】等。)。因而，言明代前 期的史學走向衰落，並不意味着指此時期的史學活動停滯不前，而是從史學發展的整體 意義上來講，在這一系列大規模史學活動的背後，已經透視出了封建史學走向衰落的信息。
一、 對史學功能的強制與利用
中國古代的史學和政治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史書可以彰善癉惡，可以考論得失，可 以遺鑒將來，由於它對政治統治發揮着重要作用，歷代統治者對史學都非常重視。這種重視一方面促進了史學的發展與興盛，另一方面卻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統治者對史學的干 涉。
從明初官修的【元史】中可看到一個迥異於其他各部正史的現象，那就是【元史】紀 傳均不作論贊，其纂修凡例云：『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俱見，准【春秋】及 欽奉聖旨事意。』[2](P4676)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元史】不作論贊的因由很大程度上 是出於明太祖的『御斷』，這亦是政權干涉史學的一個例子。反映在明初史學上，對史 學強制利用最為明顯的體現是大規模『史鑑』類書籍的編纂。從吳元年(1364)十一月，一部『集古之奸惡事實，以恆詞直解之』[3](卷21，丙午十一月丙辰)，勸戒公卿子弟的【公子書】編成，這類書籍的編寫可謂綿延不斷。吳振清先生曾羅列出洪武年間『以 古今史事教誨和儆戒世人』的書籍，共計有二十餘部(註：參見吳振清【洪武朝編輯史 鑒書論述】，(【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所列從龍鳳十一年至洪武二十八年 ，間有簡要解題。)，這種潮流直至宣德朝而不衰(註：如永樂二年的【文化寶鑑】、永 樂五年的【內訓】、永樂十七年的【為善陰騭】；宣德年間的【外戚事鑒】、【歷代臣 鑒】等。)。分析這些『史鑑』類書籍，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其中的三大特點：
其一，訓誡對象廣泛。上層統治者的目的是要為各個階層的人們都樹立應當遵循的規 范和準則，於是有了『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勸戒者為書』[3](卷80，六年三月癸卯) ，訓誡藩王的【昭鑒錄】，就有『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者百有餘事，賜群臣及都官諸生 講授，使知所鑑戒』[3](卷179，十九年十月辛亥)，這類訓誡大臣的【志戒錄】；有了 『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號虛實為書』[3](卷226，二十六年三月甲戌)，頒示 功臣，以遏其奢侈的【稽制錄】，就有警告外戚的【外戚事鑒】；有了災異應於帝王的 【存心錄】，就有『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3](卷177，十九年三月壬午)的【省 躬錄】。針對丞相的有【相鑒】，針對武臣的有【武士訓戒錄】，針對後宮的有【女戒 】、【內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功臣、文官、武將，親如太子、諸王、外戚，疏如庶民、工商，無不陷入這些書籍布置的訓誡網羅。這些書籍或 者通過歷史人物的實際例子，或者通過因果報應史料的匯集(如【存心錄】、【省躬錄 】、【為善陰騭】)來達到正人心、勵風俗的教化目的。明太祖在接受【精誠錄】的進書時說：『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 ，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3](卷15，十六年二月乙丑)，考察這些史鑑書籍，它們的修撰宗旨皆不能脫出這三個方面。
其二，與當代政治密切相連。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史鑑書完全是應時而生的，洪武十 二年【臣戒錄】、洪武十三年【相鑒】的成書是因為宰相胡惟庸謀反事敗而起，洪武二十二年的【昭示奸黨錄】與李善長獲罪賜死有關，洪武二十六年的【逆臣錄】與藍玉謀 反相連，這說明史學的鑑戒功能已經得到了政府的強化利用。
其三，這類史鑑書大部分都屬史抄性質，根據需要，選取切合政治口味的資料匯編成書，或者『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或者『纂錄歷代諸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 很難說有什麼史學價值，難怪李晉華先生於【明代敕撰書考】自序中將這些勸懲之作斥為『皆甚無聊』。
宣德以後，這類史鑑書的編纂有削弱的趨勢，但仍有陸續的編輯。景泰四年(1453)， 景帝飭令大臣修成【歷代君鑒】。成化十八年(1482)，明憲宗又編輯成【文華大訓】一書，並於上諭中說：『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必立言垂訓以貽子孫，……肆我高皇帝【儲君昭鑒錄】、太宗文皇帝【文華寶鑑】及【聖學心法】，宣宗章皇帝【帝訓】四書垂示炳若日星，……乃與萬機之暇，博閱載籍，自孔、孟、濂、洛諸儒之論述，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及漢、唐、宋諸賢君之蹈覆與我祖宗之謨烈， 皇考之戒飭，凡有切於儲副今日之所學，與夫異日之所行，采匯為編，名曰【文華大訓 】以授太子。』[4](卷235，十八年十二月庚午)依然可見洪武、宣德時期纂輯史鑑書的影響與遺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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