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歷史千年 國君、皇帝重視農業，各級官吏亦以發展農業為首要政務。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推行變法改革。魏相國李悝主持變法，主張『盡地力之教』，發展農業生產。並且根據當時農業生產的經驗，要求『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窳，殖於疆場』。李悝制定平衡糧價的平糴法，限制商人對糧食的投機活動，制止糧價的暴跌，在一定程度上『使民無傷而農益勸』。吳起為楚令尹，根據楚國地廣人稀的特點，『（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9]（【貴卒】），裁汰不急之官，使楚國『南收揚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國勢迅速強盛起來。商鞅為秦左庶長，大良造（相當於相國兼將軍），開阡陌封疆，教民耕戰，重農抑商，促進了秦農業發展，『為秦開帝業』[10]（【書解】）。秦莊襄王至始皇初年，呂不韋為相國，集門客編著【呂氏春秋】，其中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專論重農政策與農業理論、科技，反映出對農業問題的重視。秦始皇滅六國後，丞相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並建議將『上農除末』作為一種指導方針公佈全國。他是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農抑商』基本國策的重要推行與貫徹者。劉邦入關中，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其內容涉及『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等，成為了解全國形勢、戶籍的重要資料。秦漢丞相除有選用、劾案、朝議、封駁諸權外，另有主管郡國上計與考課之權，其中以民情、農事、賦稅、災異等為主要考課內容。曹參、陳平、周勃等在擔任丞相期間，『一遵蕭何約束』，無為而治，有效地貫徹了『與民休息』政策。他們『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賦稅收入歲不過數十萬石。徵發徭投一般均利用農閒時間，年不過30天，故惠帝時建長安城斷續歷6載方成。這些措施對於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漢武帝晚年『悔遠征伐』，於征和四年（前89）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7]（【西域傳】），表明了由崇尚武功到重視農耕的政策轉變。西漢昭、宣兩朝，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主持中朝事務。『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民安其業』[7]（【宣帝紀】），忠實地執行了武帝死前制定的政策。東漢光武以後，『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尚書諸曹、郎，或『掌天下歲盡集課州郡』，『主繕功作、監池苑囿』；或『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錢帛貢獻委輸』。時多有大司農為三公、錄尚書事者，由農官直接進入國家政務中樞。秦、漢行政上僅次於丞相的官吏為御史大夫，負責皇帝制詔轉承及百官的考課、監察、彈劾。農事是御史大夫及其屬官關注的內容之一。晁錯曾為御史大夫，堅持重本抑末，主張納粟拜爵，建議募民實邊，為西漢早期著名重農思想家與政治家之一。漢宣帝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御史大夫屬官有監郡御史。【漢書・嚴助傳】載秦『使監祿鑿渠通道』，注引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領導建成著名的靈渠工程，在世界航運工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適應中央集權政治需要，漢武帝元封年間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部，『初置部刺史』。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中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二千石侵漁百姓、聚斂為奸等為重點監察內容。
戰國、秦、漢郡縣制逐漸發展完善，成為中央集權國家的地方行政組織。郡之稱，『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11]（襄公四年），郡守縣有比較濃郁的軍事長官色彩。雖然如此，李悝為上地守、李冰為蜀守、內史騰為南郡守皆以重農事、興水利而聞名。秦統一後，隨着邊境的開發和郡治的調整，郡數增加。秦郡設置，除政治、軍事目的之外，『在富庶地區設郡則是為了加強對經濟地區的管理』[12](P107)，四十六郡分別成為不同的經濟中心。當時中原一帶及巴、蜀地區都是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業富庶區，秦郡設置最為密集。齊、薛、琅邪、邯鄲、河東諸郡因為富庶的緣故，分別設置東海、濟北、膠東、恆山、河內數郡。郡守上則執行朝廷命令，下則監領所屬各縣。舉凡政治、經濟乃至民情、風俗皆在管轄範圍，然富民興農始終是郡守最基本職責之一。雲夢秦簡【南郡守騰文書】謂郡書『修法律令、田令』，表明直接過問農業生產。【後漢書・百官志】將勸農賑貧、興利除害、戶口墾田、錢穀出入、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等作為考課郡守政績的重要內容。論及郡守作用，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戰國、秦、漢、縣、鄉諸基層行政單位直接參與農業生產管理，其作用可歸納為：組織生產、管理戶籍、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等。戰國秦漢設縣基本上以所轄民戶為準，『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7]（【百官公卿表】）。戶口多少關乎賦稅收入、徭役徵調，這是設縣的基礎與前提。戰國、秦、漢推行縣制並且成為地方政權的基本組織形式，在客觀上有利於摧毀殘存的地方特權和割據勢力，破壞了貴族領主經濟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促進了新興地主經濟的鞏固與發展。商鞅變法，在『集小鄉邑聚為縣』之同時，『為田開阡陌封疆』，將基層政權建設與土地制度改革配套進行，有力地保障了變法令的實施。秦漢時期又實行徙民設縣辦法，有效地調整了戰國以來的人口佈局，削弱了六國豪富的政治經濟實力，推動了先進生產關係的地域性拓展，促進了周邊地區的農牧業開發。縣令、長乃基層親民之官，是國家重農政策的執行、落實者。東漢明帝曾謂群臣曰，縣令長『出宰百裏，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4]（【明帝紀】）。【史記】、【漢書】、【後漢書】皆設【循吏傳】、【酷吏傳】，入傳人物多為秦漢郡、縣守令。他們或秦職循理、法情咸順；或據法守正、摧折豪強，均為當時比較知名的郡、縣守令。郡縣守、令良吏較多時期，也是秦、漢國家治理的較好時期。文景時有『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7]（【循吏傳】）；宣帝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7]（【循吏傳】）；東漢光武時期，『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7]（【循吏傳】）。歷史上所謂『文景之治』、『昭宣中興』、『光武中興』，在某種程度上得力於這些盡職盡守的地方官員。重視農業、致力於農業生產發展，是郡縣良吏的共同特徵之一，在農田水利建設，鐵器牛耕推廣，邊疆地域開發諸方面皆可見其政績。農田水利方面可以稱道者，戰國時代有蜀守李冰，鄴令西門豹、史起。李冰主持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國古代無壩引水工程的典型範例，馳名中外。其兼具灌溉、防洪、運輸綜合功能，成都平原緣此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世號陸海天府。引漳溉鄴，『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13]。使自古以來的鹽鹼地成為膏腴畝鍾之田，對魏在戰國初期之富強起了重大作用。西漢文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14]（【蜀志】）。漢武帝元鼎六年，左內史兒寬主持鑿六輔渠，灌溉面積擴大到鄭國渠附近的高仰之地，並『定水令，以廣溉田』。其首次制定灌溉用水制度，促進合理用水。西漢昭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主持興建的農田水利工程多至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7]（【召信臣傳】）。東漢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復修召信臣故業，『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號』[4]（【杜詩傳】），史有『召父』、『杜母』之譽。和南陽相鄰的汝南郡，亦以郡守重視而成為農田水利發達地區。【水利論】謂：『鄧晨鴻卻陂四百裏，殷饒它郡；鮑昱方梁石恤，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敞銅陽舊渠，墾田三萬頃。』王景為廬江郡太守，領導吏民修治芍陂，恢復灌溉之利；馬棱為廣陵郡太守，致力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馬臻為會稽郡太守，領導人民修建鑑湖，灌田九千餘頃，『所以無凶年』。秦、漢邊郡地區農田水利事業也有相當發展，【漢書・溝洫志】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新莽時期益州太守文齊在滇池地區『造起陂池，開通灌溉，墾田二千餘頃』，開創了雲南地區的水利事業。東漢光武時，馬援任隴西太守，在金城破羌以後，『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4]（【馬援傳】）。任延任武威太守，亦『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4]（【循吏傳】）。戰國、秦、漢鐵製農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廣，與許多地方官吏注重農業發展有關。西漢『徙民屯田』，皆由政府提供犁、牛。趙過推行代田法，『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裏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7]（【食貨志】）。光武時杜詩任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4]（【杜詩傳】）。東漢初，九真地區『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在此推廣牛犁，『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時破除當地落後風俗，禁民殺牛以發展農業生產，『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百姓以安。王景任廬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注重農業是中國古代國家的主要經濟職能之一。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中央集權國家政治制度，從中央到地方構成嚴密的、統一的、有效的管理體系。國家以重農為基本國策，各級官吏以農事為首要政務，通過各種政策、措施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是戰國秦漢時期農業取得重大進步的關鍵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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