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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揭开李冰、二郎的本来面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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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發表於 2011-4-23 08:4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历史千年
都江堰有四千多年历史,而不是现在一部分人认为的二千多年;二郎不是李冰的儿子,而是比李冰早一千多年的古蜀纵目英雄蚕丛;二郎本是二个郎,后来演变为一个“二郎”;三星堆、金沙、芒城等古蜀文明遗址的出土,雄辩地证明《史记》、《汉书》将李冰治水排列在古蜀国时代,是完全正确的。  
  一、都江堰开凿于古蜀国时代  
  李白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和众多古人没看到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都江堰芒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感到茫然。芒城和成都平原上温江、郫县、崇州、新津的五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芒城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在青城山下,其护城双河及双圈城墙设计、建筑之精巧,之科学,令人叹服,其引水渠之巧妙合理,令人称奇。这些遗址足可印证古蜀国时代的治水英雄,如大禹、望帝、鳖灵等,并非杜撰。其治水神话,皆有所本。而望帝“教民务农”,必先解决水利水患问题。  
  神话产生的条件,一是时代远古,没有确切的纪年;二是史学滞后,史书史料被毁被禁被伪造,远古的历史,只能十口相传,传说中难免夸张走样;三是被神化对象,没年代没姓名没籍贯家世及详细事迹,即使史有其名,也只是只言片语,便于造神者附会发挥或张冠李戴。四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以及征服自然的梦想,使造神者有市场,一拍即合。五是被神化者,有高出常人的能力、壮举,并对百姓有功。准此,我们试比较一下李冰和郑国。二人凿渠穿江的时间相同,李冰为公元前256――251;郑国为公元前246年完成工程的一半,为啥李冰神话那么多而郑国没有?《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冰”的,是编年体,它将“冰”排在禹之后,西门豹(前440年治水)之前,西门豹之后,才是郑国。西门豹和郑国,都在《史记》及秦国史书中,有确切的年代,有名有姓,有详尽的事迹。而“冰”却没有确切年代,没有姓,只有名。《史记・河渠书》记“冰治水”只用了7个字,而记郑国凿渠却用了140多个字,其中6次明确点出“秦”字。秦王朝修成郑国渠后,其水利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郑国渠。”秦王朝为表彰治水有功的郑国,所以用郑国的名字命名郑国渠;秦王朝也可以把自然河流黄河改名为“德水”,那它为什么不把它修的都江堰命名为“李冰堰”呢?须知,都江堰的功用,比郑国渠大,比长城大啊!为什么秦史中多次提到郑国渠和长城,却只字不提都江堰?秦史官书写原则是官本位。实行官本位的秦朝,不可能舍官述民,不可能不记官员李冰而只记工匠郑国。  
  除了《史记・河渠书》明确指出秦王朝修郑国渠之外,《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中,再次在“始皇帝元年”一栏中,写道:“作郑国渠”。《史记》中,明确地有具体年代地提到秦王与河水发生关系的事,共4次:一次是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以君主妻河”,意为以公主嫁河伯);第二次是修郑国渠;第三次是始皇二十七年“更命河为‘德水’”(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第四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派千人潜入泗水捞周鼎,没捞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另外,秦史中还有两次间接提到治水和祭祀水神,一次是秦二世胡亥说:“禹凿龙门,决河亭水”,二次是秦二世“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按理说,秦史书中提到的这六次与水有关的事,都没有都江堰重要,都没有都江堰功绩大,为什么秦王朝史书中偏要丢西瓜捡芝麻,只字不提秦修都江堰呢?答案是唯一的:都江堰决不是秦人所修。造成把凿都江堰的功劳误记在秦王朝帐上的罪魁祸首是李斯。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周王室收藏的各诸侯国史书,除秦史外,尽行焚烧。古蜀国史书,当然在焚烧之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焚烧史书的恶行,给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写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司马迁只写了《秦本纪》,而无法写蜀本纪、楚本纪……。司马迁痛心疾首地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司马迁看见在唯独保留的秦人的史书中,并没有丝毫秦人修都江堰的蛛丝马迹。他只能尊重历史的真实,将遥远的修都江堰一事,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并且不用半个秦字。“蜀守”,在众多时间空间都可能有,并不一定是“秦守”。先秦的“蜀守”,是指诸侯国(蜀国)国君。说”后非众,罔与守邦”《左传》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居为社稷之守”这说明春秋以前中国称四夷的国君为守。司马迁自序说,司马迁的祖先 在周代为”程国守”,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守在先秦意为”国君”.秦以后,守才只指”郡守”..  
  还有一个更难解说的疑问是:《史记・河渠书》中,在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段记载中,用的是4个排比句,放在公元前440年西门豹治水之前的4个排比句,即“于楚……;于吴……;于齐……;于蜀……。按照排比的原则,楚、吴、齐都是国名,蜀也应是国名,而不是郡名。《史记》、《汉书》中,蜀都是国名。东汉末应劭始作俑将蜀国误解为蜀郡,造成都江堰历史一千多年中被歪曲。公元前440年之前,蜀是国,不是郡。秦国决不可能向还没有被自己征服灭亡的蜀国派出郡守。几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应劭称李冰为蜀郡守而不称蜀国守,是政治需要,因当时腐败泛滥,卖官鬻爵,民不聊生,黄巾起义一触即发,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中,忌讳出现国中之国,为稳定计,改蜀国守为蜀郡守,(秦灭诸侯国统一天下后,楚、齐、吴都未改为郡,只有蜀改为郡。)这就是李冰被误解为蜀郡守的始作俑者。本来,“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秦史不但不烧,反而要大力宣扬宣传。为什么秦史中(如秦本纪、国语、国策等)都没有秦派冰入蜀治水而只有秦使郑国凿渠?《说明“天府”早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就存在,其大量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早就存在,确证“冰”不是秦时人,不是郑国的同时代人,他比郑国古老得多。由于古蜀国史籍毁于秦火,司马迁记冰凿离堆,不是根据古蜀国史籍,而是根据蜀地故老相传,他删去“荐伸先生难言之”的“不雅训”的神话色彩,只能剩下简约的两句话。简约笼统,为东汉末年以后的好事者进一步造神提供了机会与方便。试想,凿离堆穿二江这么巨大的工程,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炸药没机械没水泥钢筋没汽车……不啻是比今天三峡大坝艰巨百倍的事情,而冰一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则冰不是人,只能是神。这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矛盾:士大夫荐绅先生认为冰是人,又无法向百姓解释一个人何以能完成那么多巨大的治水工程。蜀地民间故老则认为冰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万能的神,并代代加以祭祀崇拜与称颂。应劭《风俗通》(该书亡佚,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文》有辑佚)关于李冰的说法,正是矛盾的产物。在那段神话中,李冰是人,是秦昭王派来的人,但是,下文这个人变成了牛,与江神战斗,这人又变成了神。应劭首创的“秦守”说,一开始就是夹杂在一大通荒诞的神话中出现的,颇似戏说。古代老百姓愚昧、无知识、无文化,迷信还情有可原,应劭乃郡守,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士大夫,他的造神,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应劭是河南项城人,任泰山太守,曾大力镇压黄巾起义,深受王朝嘉奖。与应劭“秦守”说唱对台戏的,是东晋的常琚,常琚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常琚是土著蜀人,是离都江堰仅数十里路的崇州人,应比河南人应劭更熟悉都江堰史事,又是专业史家,为何要与应劭“秦昭王”说唱对台戏呢?这是常琚不能直接正面否定“秦守”说而采用曲折隐晦的否定方式,他故意留一个伏笔,留一个漏洞,让后世细心的史家,从中发现猫腻,发现蹊跷。常琚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而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即公元前250年10月乙亥上台,辛丑死。三天能完成包括都江堰在内的十几处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天,只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三天。三天内,要完成一个外放蜀地的封疆大吏的寻访、推荐、大臣评议、鉴定、上报、审查、批复、草诏、任命、授权、面君谢恩等众多程序和手续,当时行政效率有那样高吗?更何况,登基大典和病重而死再除去一天,只有两天。两天,在电脑电话普遍的今天,都办不到!即使两千多年前的行政效率比今天高之百倍,在两天内任命了李冰到四川治水,而包括都江堰在内的那么多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至少也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其时间,只能推延到秦始皇时代,甚至西汉初年。秦孝文王上台三天死后,秦庄襄王继位,在位3年,然后是秦王政(始皇)继位,秦王政上台的当年,即公元前246年,秦国本土关中的郑国渠开始开凿。秦王政听说后,大怒,下令立即停止凿渠并要杀掉郑国,后经据理力争,秦王政才同意继续凿渠。而劝说秦王政的人,竟然连当时秦已派李冰正在蜀大规模凿离堆穿二江修都江堰这么钢鞭的论据都不引用,秦王政和大臣们,能健忘若此,糊涂若此么?即使按旧说,都江堰开凿于公元前256年,其与郑国渠之始凿,仅隔10年,况且,10年修不完都江堰,也就是说秦王朝在关中修郑国渠时,都江堰正在进行修建。为什么秦人会忘掉都江堰?不把都江堰写进秦史?“蜀山兀,阿房出”,为了修宫殿而尽砍蜀山,造成水土流失的秦王,不可能同时又派人来蜀兴修水利。李冰是大官,郑国是民间工匠,按秦史官本位书写原则秦史不可能弃大官而述民工,而客现事实是秦史用140余字详细写郑国渠并出现7个秦字,对秦修都江堰一事竟然只字不提.这可怪了在各地大颂秦功的时代秦兴修都江堰这么大的功绩不正是大书持拢的机遇呜?秦史只记秦修郑国渠不记秦修都江堰雄辩地证明秦并没有修过都江堰  
  《华阳国志・蜀志》说:“ 焚  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该志焚道县条又说”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这“兵兰”、“冰”、“鳖灵”,发音相同,时代相同,治水手法相同。在文盲众多的古代,在古蜀国史籍被焚烧、古蜀史只能靠民间十口相传的古代,同音字传讹的例子,比比皆是。况且,在识字的文人士大夫写作过程中,也有“同音通假”、“音近通假”的惯例。“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三者应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守,在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周天子巡守,即指与诸侯国国王会晤。  
  二、古蜀文明基因的孑遗――二郎神  
  当以东汉泰山太守应劭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硬要将蜀地土著祭祀崇拜的李冰神,框定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秦王派来的具体的人的时候,迷信神灵的蜀地故老、村夫愚妇们始终认为冰不是人而是神。为了挣脱“李冰是秦王派来的人”的谬说的羁绊,蜀地民间开始作“借尸还魂”的努力,开始酝酿一个不受王朝正史束缚的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的可以任意发挥附会其神功的新的万能的治水之神,这个神,就是二郎神。  
  三星堆祭坑出土的三星堆纵目人头像,脸型五官与二郎神极似  
  二郎神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到了唐代,《二郎神》词牌名已唱遍大江南北。据《龙城录》载:唐太宗封二郎神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后又加封显应侯。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百姓见之,谓为二郎神(灌口神)下凡。北宋张咏治蜀,于灌口二郎庙(在都江堰河畔)祷祀,得到二郎神之助平乱,上奏朝庭,宋真宗大悦,加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又将崇德庙(原祀李冰、二郎)改为“显英王庙”(北宋时二郎被朝庭封为显英王),专祀二郎神。其后,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水灾地方,多仿灌口二郎神庙之制,广修二郎庙以祷祀。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宋史》)《独醒杂志》(宋人曾敏行著)说:“江乡人今亦祀之(李冰),号曰灌口二郎。宋元明清的画家们多有把二郎神搬上绘画者,其传统的题材是《二郎搜山图》,其画面是二郎神两眼外眼角上挑,刀眉上挑,额中间有一纵目。其猎犬正在搜捕山精妖怪。二郎神英俊帅气,左手执弓,右手握三尖刃刀。从北宋崇德庙改为二郎庙(显英王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二郎神像未被红卫兵捣毁之前,二郎庙内的格局都是:二郎神雄踞大殿,李冰居后殿配享。  
三星堆祭坑出土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二郎神的兵器与之极似。三型堆有多个这种形状的玉兵器、青铜器。  
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唱道:“……青峰(剑)一下斩狂 虺 ”,“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又元人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二郎神道:“小圣灌口二郎是也,奉观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由于民间传说中二郎神能治水治病,故祭祀祈祷者代代不绝,十分踊跃。北宋时,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每年祭祀二郎神,要宰羊四五万头。永康军一年的财政开支,仅收宰羊税一项就足够了。北宋初年,青城(今都江堰市境内)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为增强号召力,李顺妆扮成二郎神模样,广大蜀民见之,纷纷参军。宋太袒平定”叛乱”后,因李顺曾号称二郎神,故取消了二郎神”伪号”,但官方的取缔,并未阻止二郎神信仰在蜀地的广泛传播。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梓H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明人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及后来的杂剧戏曲《劈山救母》、《宝莲灯》及《聊斋》等文艺作品中,二郎神都大显神威。《西游记》中,二郎神以弹弓击倒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放哮天犬将孙悟空咬住,从而擒获了孙悟空。从唐代至清代,封建王朝为利用民间对二郎神的崇拜与信仰,不断地给二郎加封封号,以顺乎民心。据《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加封二郎而不言及李冰。”清道光时,川抚某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道光皇帝降旨驳回道:“以前代祭典,(祀二郎)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四川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清四川总督骆秉璋在二郎庙内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乃发出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无紊欤?!” 可。正如如来佛、观世音、耶酥、圣母……都有几千年不变的造型模式一样。三星堆祭坛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出土后,二郎神的原型,得到映证:他正是古蜀国国王蚕丛或蚕丛之后。  
  道书《灌江备考》说:“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其目纵。”具有狂热而悠久的祖宗崇拜传统的蜀人,终于将对祖宗蚕丛的崇拜,凝聚转移到了对二郎的狂热崇拜之上。秦灭蜀国之后,这种信仰与崇拜并未被泯灭,而是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升级。二郎神,正是古蜀王、神、巫三位一体的化身和影子。  
  蜀族蜀国的蜀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眼睛(目)的蚕虫。蚕虫的发明人嫘祖(黄帝正妻)之子昌意(二子)娶蜀山氏之女昌仆。可见,古蜀国与蚕,与黄帝,有不解之缘。青城山黄帝祠、轩皇台、访宁桥,皆与此有关。古蜀先王,治蜀必先治水。蜀多水灾,古蜀王为取得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必先治水。首先在蜀治水者,是大禹。大禹生于都江堰上游几十里的汶川石纽乡飞沙关刳儿坪。这说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早有治水的传统与技术。大禹神因治水有功。最终由蜀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二郎神也是因治水有功,由都江堰灌口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江水注》言:“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之前的望帝,也曾治水,但不如开明治水有成效,开明又名鳖灵,即“冰”。《汉书・沟洫志》照抄《史记・河渠书》,只是在“冰”前缀一李字。古蜀国史书的被人为焚毁,以及古蜀国遗址的长期埋没,是东汉以后应劭“秦守”说长期谬说流传的原因。  
三星堆出土青铜纵目人面具,其脸型五官特征与二郎神极似  
  再来看二郎神,其行为事迹,也多与古蜀国国王有关。1930年成都白马寺出土的古蜀王青铜剑上,有一个三只眼即额有纵目的人头图案。又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载:“鱼凫(蜀王)田(猎)于湔山(今都江堰东岸之山)”、“蜀王猎于褒谷”。再据《殷墟甲骨文类编》中甲骨文记载,蜀人善猎,为商王室作“射人”之役。1940年四川新津出土的五口古蜀王钟,其中二口有猎犬图案。而民间传说的二郎神呢?也是个好猎手,也随身带着猎犬。清人钱茂《历代都江堰小功传》载:“二郎喜驰猎之事”。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第四出:“裴女云:他(猪八戒)诸佛不怕,只怕二郎细犬!”而历代画家的《二郎搜山图》,都把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放在突出地位。且在擒获山精木怪中大显神威。文革前的灌口二郎庙(二王庙)大殿上,右侧放置铁铸神犬,二郎神塑像两旁道童,左童持弹弓,右童持宝剑。在二郎神大殿的左侧,与铁犬对称的位置上,放着二郎神的独特兵器――铁铸三尖两刃刀,这种独一无二的兵器,只有二郎神一人使用。而这独特兵器,与近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代表神权王权和巫师权的那90.8cm长的玉兵器――玉璋,无论在造型上和装饰上,都极相似。这证明,二郎神即古蜀王神巫的化身。  
  在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唱:“不周山戳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唱词将二郎与后羿并提,一说明二郎神善射,二说明二郎神与太阳崇拜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神树之一的西方“若木”――青铜巨型神树上,有九只乌,代表九个太阳。古蜀国王、神巫在祭祀中使用的九乌青铜神树,正与“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映证,相吻合。唐代小说《古岳渎经记》记大禹治水擒获淮涡水神无支祁。据鲁迅先生考证,无支祁即孙悟空的原型,则二郎神身上,又有大禹的影子。大禹,蚕丛,都早于鳖灵(冰),故二郎神不是李冰的儿了,而是李冰的老前辈。  
  四、借尸还魂祀二郎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崇拜的法力无边的治水之神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这也有地下出土的实物为证。据《文物》杂志载,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圆雕,高2.9米;1975年,又在该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二的“持插神石人”,该石人比李冰神石人单薄矮小,缺头残高2米。从李冰神石人身上的铭文看,“镇水三神石人”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根据各地东汉圆雕讲求对称美的形式美法则,又根据庙宇祠堂主神两旁侍从必须对称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三神石人”中的第三个,还没出土的第三个,应与第二个出土的持插神石人相同,且置于李冰神石人的两侧,呈对称状。(李冰神石人和持插断头神石人,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三神石人曾立于都江堰堰头镇水,并享受蜀民祭祀,后因洪水冲倒,埋于河底。)三神石人,减去李冰神石人,剩下的是什么?是二。3-1=2嘛。二郎名称,来源在此。从持插缺头神石人看,其体型小于李冰神石人,身子单薄于李冰神石人,显然比李冰神石人年轻。青年男子在古代泛称为郎,(汉代已然),又古代帝王的侍从官通称为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持插神石人相吻合。古代蜀人祭祀“三神石人”,既祭祀了李冰,又祭祀了二位“郎”。洪水埋藏了“镇水三神石人”之后,前人曾立三神石人并祭祀三神石人,即祭祀李冰和祭祀二位郎的故事,在十口相传、代代相传中,将数目字“二”误传误解为序词“二”。二郎于史无征,更便于夸张附会。根据一个庙宇只能有一个主神的原则,根据主神鼻梁必须在庙宇中央大殿中轴线上的对称美原则,二位郎也必须合并成一个郎,一个“排行第二”的郎,所以,“显英王庙”里,只能塑一个主神二郎神。在长期祭祀名不见经传、于史无征的二郎神的过程中,蜀人将民间代代相传的那位在古蜀国时代法力无边集神巫王为一身的先王(即三星堆祭坛中的纵目青铜大立人)的形象,附着揉合在二郎身上,大加崇拜和祭祀,将古蜀族先人(由氐、羌演化融合而来)的人种特征,如纵目、高钩鼻,直颊、方口等,附会到二郎神身上,以寄托怀旧之情,慕古之思,并将这一形象代代相传,实现了借二郎之尸,还古蜀神巫王之魂的目的。当封建士大夫(如应劭)戏说“李冰为秦王使者”时,民间百姓无奈,只好将崇祀的重心,由李冰转向二郎,导致长期的所谓“子掩其父。”三神石人――李冰、郎、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造。李冰像1974年出土于都江堰河底,高2.9米,持插无名石人,1975年出土于距李冰出土处3米河底,残高2米。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 ^,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其后化民往往复出。”神化不死,是指精神不死,信仰长存。随王化去,指蜀民对古代神巫王合一的蜀先王的精神追随和崇拜信仰之深;化民复出,是指后代对古蜀文化,文明的继承,对传统的延续。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是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李冰(鳖灵)二郎(古蜀王蚕丛)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祀。都江堰的开凿年代,至迟应在三星堆古蜀国文明遗址和成都金沙古蜀国王都遗址所反映的商代,至少比现今一般人认为的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要早一千多年。  
  文化、文明是千百万劳动者世代创造的,而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只不过古人迷信,将大众的功绩都附会到一人身上,则这个人只能是神。李冰、二郎在古代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埋没、抹杀广大劳动者凿渠穿江功绩的过程。在科学民主的时代,“造神”不可能出现。但人类童年时期那些优美朴质的神话传说,将珍贵地流传,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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