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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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以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均相当于副宰相。宋仁宗超擢范仲淹、韩琦、富弼荣登“两府”之后，“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九月，又再赐手诏督促曰：“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然后，“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范仲淹所奏即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谓：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宋仁宗完全接受了范仲淹等的意见。十事中有九事先后颁布诏书，加以施行；唯独第七事“修武备”，因为辅臣们大都以为不可行而没有被采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吏治改革是新政主要内容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条陈十事”中的前五事都是有关改革吏治的。这五事可分为官员的选拔、升降、待遇三个方面。
　　官员的选拔方面，一是要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他亲戚荫补入仕的官阶与资格和出官的年龄与资格。此即第二事“抑侥幸”。
　　宋代入仕的途径主要有科举取士、恩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恩荫补官是指根据皇亲国戚、文武官员的门第、官职、功勋等资格，分别授予其子孙弟侄及异性亲属、门客等不同官衔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宋代恩荫甚滥，不但名目繁多，有圣节荫补、大礼（郊祀、明堂）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死事荫补等，而且恩荫补官的人数众多。据推断，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据统计，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约360人，则恩荫补官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另外，恩荫补官者的素质极差。这些高官显宦的子弟成为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范仲淹改革吏治，首先限制恩荫补官，正是一种“端其本”、“澄其源”的措施。
　　二是改革科举制度，“为立学舍、保荐送之法”，和“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即第三事“精贡举”。
　　科举制完备于宋，庆历新政中的“精贡举”即是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的一次改革。“立学舍、保荐送之法”，就是各州府军监皆立学，应举人必须在官学听读一定时日（州府学为三百日，太学为五百日），才能参加解试，以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科举、而不重视学校教育的局面。另外规定，应举人互相结保，有关官员严加稽查，以保明行实。“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就是在考试内容方面，进士科先试策论，后试诗赋，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诗赋、不重视策论的局面；在考试方法方面，进士科简化诗赋的“不考式”、“点式”、“抹式”等，减少声病对偶等方面的束缚；诸科减少帖经、墨义，增加大义的考试。这些措施对于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是非常有益的。
　　官员的升迁方面，一是京朝官须任满三年、无杖以上私罪、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此即第一事“明黜陟”。（《长编》卷一四四）目的在于改变宋初以来只讲年限资历，不问能力大小、政绩好坏，例行升迁的状况。
　　二是令转运使副兼按察使，澄汰所属州县年老、病患、赃污、不材的官员，整顿地方吏治。同时，令待制以上官员每年举荐省府判官、转运使副、提点刑狱、转运判官，根据举主多少和历任功过加以选任。此即第四事“择官长”。
　　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给其所未给，均其所未均；约为差等，概令周足”，“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此即第五事“均公田”。（《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定职田诏》）即改革职田制度，使职田的收入作为地方官员薪俸的补充，以利于养廉。
　　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选任贤能论》、卷九《上执政书》）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改革是最为艰难的改革。但他知难而进，锐意革新。结果“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长编》卷一五○）。因为遭到大量贪官、庸官的反对，范仲淹的吏治改革终遭废罢，但他的改革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据不完全统计，太祖朝共取士455人，太宗朝共取士6097人，真宗朝共取士8689人，仁宗朝从天圣元年（1023）到庆历二年（1042），已取士8235人，即北宋开国82年已经科举取士23476人，平均每年近300人。宋代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广泛开放，不问家世，皆可报考，一旦录取，即刻授官，且升迁前景远较其他仕途优越。正如蔡襄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二二《任才》）于是，宋朝前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士人阶层。庆历新政的推动者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苏舜钦等，都是进士出身。
　　这些士人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同时，士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出现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如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就写道：“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谏官与宰相是直接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范仲淹也积极主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范仲淹全集》中，言“共理（治）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
　　为什么士大夫可以与天子“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的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
　　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是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续笔谈》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正因为“道理最大”，所以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
　　因此，宋代士人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王钦若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涑水记闻》卷六）而范仲淹认为：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把寇准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大忠”了。而范仲淹为官从政，敢言直谏，出将入相，敢做敢当，正是将“左右天子”视为“大忠”的。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仲淹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乾兴元年（1022），他即撰写了《上张右丞（知白）书》；天圣三年（1025），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守母丧期间，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3），他向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另外，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被擢为参知政事，他才得以将以往的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十事》，付诸实施。“庆历新政”也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实践。
　　夭折的主因是仁宗始从终弃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迫不及待地督促范仲淹等人提出来的，开始他对改革大力支持，但是后来转变了态度，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的夭折。
　　宋仁宗之所以转变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官僚的反对。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必然触动许多官僚的既得利益。如“抑侥幸”、“明黜陟”，限制了恩荫补官和庸官的升迁；又如“择官长”，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这就必然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在宋仁宗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而原本有机会当枢密使的夏竦则改判亳州时，石介感到非常兴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改革派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出贬亳州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家中婢女摹仿石介笔迹，篡改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等于污蔑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不安，请求出朝巡边。庆历四年（1044）六月、八月，范仲淹与富弼先后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宋仁宗态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忌讳朋党影响其专制统治。庆历四年四月，仁宗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长编》卷一四八）欧阳修则作《朋党论》上奏给仁宗，公然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二人所言皆为事实。其能直言不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范仲淹等人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决非结党营私。正如韩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但是，“朋党”乃天子的一大忌讳，欧阳修、范仲淹的直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虑，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诏诫励朋党，说什么“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还不点名地批评范仲淹等“阴招贿赂，阳托荐贤”。于是，庆历五年（1045）正月，右正言钱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击范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长编》卷一五四）仁宗遂罢仲淹参知政事，出知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朝中支持新政的杜衍被罢相，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改革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同时，新政的各类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庆历新政功败垂成，是中国古代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经验教训将永垂史册。


    作者张希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