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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博報 （二）重民、養民、利民：治國安邦富民之手段
既然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對於各國統治者來說，如何做到愛民仁民、利民富民、順民得民、養民教民、撫民安民、親民和民、惠民恤民便成為統治者在維護國家政治統治過程中必須關注和採取的措施，成為統治者治國安邦最重要的基本原則。管仲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巨大潛力，提出了『順民心』、『愛民』、『利民』、『富民』等觀點。他認為，治國之要必自愛民始。愛民之具體表現就在於順應民心，『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21〕愛民另一具體表現就在於重民，他說：『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22〕他還引經據典，指出民心之向背與國家興亡之內在聯繫。管仲在政治上提出愛民重民的同時，在經濟上還提出了富民利民的思想。管仲正是看到了『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3〕及『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24〕的社會現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命題，『治國之道，必先富民。』〔25〕主張『取於民有度，用之則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26〕。認為統治者只要『省刑罰，薄賦斂』，就可達到『百姓富』的目的〔27〕。為了達到富民之目的，管仲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8〕，以使其富民思想落到實處。這些思想都是從『民』的角度來探討與國家興衰存亡之內在聯繫，初步認識到『民』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重要性。如果不重民意，民就會『忘其君』，國家就失去了穩定的根基。
春秋時期的重民、愛民、教民思想是對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繼承和延續。但是，所謂『養民如子』、『視民如傷』等只是統治者維護政治統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些主張並不是真正要以民為本，以民為目的，而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使民、理民，與真正的民本思想相距甚遠。
重人事輕神事：倫理政治價值觀的轉向
殷周時期的天命神權理論從一開始就蘊涵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即神的虛幻性與人的現實性之間的矛盾。它一方面認為天命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一切皆由天命所決定；另一方面又認為在天命神權體系中，人事上的主觀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順人事即是順天命。由是，在天命神權系統中，神事與人事成為兩個終極的價值支撐點：殷周時期，天命神權占絕對統治地位，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神事重於、高於人事；春秋時期社會制度及思想領域的深刻變革，使殷周以來實行達千年之久的天命神權政治體系的內在矛盾日趨尖銳和激化，並最終使得在體系內逐漸擺脫天命神權的束縛而向着重人事的方面發展演變。人事上升為主要方面，而神事則居於次要地位。天人（神民）關係的分離及無神論思潮的出現，正是這一內在矛盾衝突產生、發展的必然結果。通過神事、人事地位之變化，也可窺見殷周至春秋時期政治思想觀念之變遷歷程。
（一）天道與人道的分離及以人為本觀念的確立
在天道與人道關係上，春秋時期面臨着思想觀念上的理論突破並成為神事向人事轉化的價值依據。【詩經】所反映的時代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29〕，到了春秋時期，隨着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發展，人們對天的看法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對於發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現象有了深入的觀察，天作為人所認知的自然環境逐漸納入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思維視野中。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可以看到這一思想變化的一些基本特徵。據【左傳・魯僖公十六年】記載，宋國發生了兩起罕見的自然現象，一則為『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鷙鳥退飛過宋都，風也』。宋襄公以為不祥，問是非吉凶於周內史叔興。叔興退而言之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這幾句話看似簡單直白，卻隱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內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陰陽變化與人的吉凶禍福無關，指出應從人自身去尋找產生吉凶禍福的原因，這就把陰陽觀念運用於天人關係，不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對人事的干預，而且對外界自然現象也作出了符合實際的解釋，從而否定了自殷周以來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會現象與所謂的吉凶禍福相比附的神秘主義觀點。這是人事脫離神事之後的一次理性升華。叔興的話表明了這樣一種立場：『陰陽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對人事不能直接發生作用。君王只要關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會事物發展的根由，『吉凶之事』的根源在人不在天。這種重視事物自身發展之規律，區分天象與人事差別的做法，其根本目的就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與人的自身價值。這種差別表明了兩種根本對立的價值觀：一個是輕鬼神，一個是重人事；一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鬼神，一個由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春秋時期『天人相分』思想在社會政治領域的最初表現形態。另一則為周單子對天道與人道的劃分。他曾預言晉國將亂，魯侯問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乎？』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30〕言外之意是說晉之亂非天道，而在人故，這段話同樣表明了天道與人事各自所具有的互不相干的功能。在總結春秋中前期天道與人事關係的基礎上，鄭子產第一次從理論的高度區分了天道和人道，明確提出了一個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命題，即『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在這一命題中，神性的光環漸漸褪去，人性日益凸顯出其自身的價值。春秋中後期，天道與人事分離的思想通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終於得以鞏固和確立。另據【左傳・昭公七年】記載，晉國發生日食，晉國君王問吉凶於大臣文伯，文伯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文伯這段話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明確：國家具有良好的政治修為與治國方略是最根本的，而與天災無關，任何災難都是人為造成的，故從事政治活動應小心謹慎，抓住『擇人』、『因民』『從時』三個重要環節。這從另一個層面表述了神事與人事的本質區別。著名軍事思想家孫子從戰爭的角度闡述了天道與人事的分別。孫子總結了以往的戰爭經驗和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對自然、社會的認識更為深入細緻。【孫子兵法】中有這樣一段話：『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31〕孫子認為，有為之君及成功之將所以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原因就在於他們能預先洞悉敵我情況，能夠做到『知己知彼』，最終才能做到百戰百勝。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從祈求鬼神、施行巫術中取得，而必須從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戰場上的瞬息萬變使孫子認識到人才乃戰爭勝利之本，而從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的。范蠡對天道與人事的論說則更偏重於對天道的描述，他說：『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32〕；『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33〕天道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而日月卻以它為法則，陰陽、日月的運行帶來四季寒暑的變化，不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天運行的法則始終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已經能適應天時的變化，只有遵循這種規律來行動才能達到既定之目的。范蠡不僅注重認識天的發展變化，而且主張對於合適的自然條件要及時地加以利用，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利用天時主動出擊，就能取得勝利。范蠡這種知天道、盡人事的觀點比春秋前期重人事、輕鬼神的思想更進了一步，給予傳統的神學天命觀以有力打擊，發展了民本和以人為本的思想，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經過春秋時期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及一系列思想命題的提出，人逐漸從傳統的神學思想框架中獨立出來，標誌着中國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觀念的初步確立，標誌着中國古代天人觀念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突破。這一觀念的確立，為還原天之自然本性，徹底擺脫人格神之天的影響和束縛，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神事向人事的轉化提供了終極的價值依據。迨及戰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統的繼承和發展，而且具有了更為完備的理論形態和實際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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