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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 『特殊主義』的通俗表達就是『關係學』,在中國文化的特殊背景下,世俗生活中的『關係學』充斥着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硬性的標準只是一個外在的形式,而非能在實質意義上發揮實際效能。貨幣、分數等一系列帶有『普遍主義』色彩的東西很難確立起權威地位。買房子光有錢不行,還要靠關係排上房號;考研究生,僅靠努力是不夠的,還要和導師搞好關係,春運期間,車票成了緊俏商品,有錢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認識鐵路上的熟臉朋友,才能買到臥鋪。總之,在情感至上、價值關係化的中國社會中,關係學走進了各行各業,滲透到了社會的角角落落。
【論語】中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可謂仁之本也』。我反覆引用這句話,在於說明中國文化是藉助一種血緣倫理關係而樹立人生的意義的,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了社會的秩序,『內聖外王』通過『仁』和『禮』的互動達到辯證統一。所以,泛泛意義上的『博愛』在中國社會根本無法行得通,而真正深入到我們民族血液中的是『親親』的差等之愛,有別之愛,並以此為核心,向外散播,從而能夠『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正因為此,這種情感本體化的世俗表現形式就是『關係學』。『關係學』作為一種特定的信任、特殊的情感,特別的價值凝聚着中華民族。無論是『父子相隱』,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還是『犯我天威,雖遠必誅』,都是這種『特殊主義』的變種或者表達形式。
『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各有利弊,都存在着自己無法克服的缺陷。根據物理學上的能量守恆定律,信任度和信任圈子可以看作是兩個函項,二者相乘的總量卻是一樣的。西方文化所信奉的『普遍主義』使一得信任的範圍無限擴大,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標準是客觀的,一切都要拿到這個客觀標準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如果我們去看看西方的法律,看看西方的市場經濟,就會明顯看到這種『客觀標準』抑或『客觀規則』的威力。但是,這種『普遍主義』儘管無限擴大了信任的範圍,但信任的強度卻是非常弱的,弱到非要靠外在的強制才能維持,而非建立在人性的自覺上。但恰恰是後者,才是一個人成其為人的標誌,在外在強制力的『監視』下循規蹈矩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中國文化的『特殊主義』信任強度卻非常高,血肯定比水要濃,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並不需要外在的強迫,而完全出自人性的自覺,這種自覺索然把人性照耀得無比光輝,但卻是在狹小的範圍內才能奏效。
在以擴大化了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的蔓延下,普遍主義的呼聲越來越高,而特殊主義卻是節節敗退。很顯然,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商品的自由流通,必須打破小圈圈的信任結構,必須割斷那種『任人唯親』式的人倫情感,必須克服建立在地緣凝聚基礎上的保護主義。更為甚者,很多人都把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差別看作現代社會和古典社會的分水嶺。於是,中國在向西方看齊的過程中,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努力中,也在慢慢有意識無意識地打破特殊主義所標誌的狹隘信任結構,而向普遍的信任系統過渡。而這也正是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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