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北洋水師的不解之緣

  來源: 北洋水師

　
北洋大臣李鴻章

略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李鴻章是晚清時期顯赫一時的一位軍政重臣。李鴻章的一生，與中國近代史上的諸多軍國大事結有不解之緣；那麼，李鴻章與曾經威震東亞的北洋海軍及一個世紀前的甲午海戰，又有一番怎樣的聯繫呢？！

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的積極倡導者

1840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1842年8月29日，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國侵略軍的艦炮威逼下，接受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中國由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
清朝軍隊在鴉片戰爭中的屢次殘敗和【南京條約】的嚴酷現實，促使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睜開雙眼，觀察迅猛發展的外部世界。抗英名臣林則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膽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代吶喊，要學習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等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抵禦外來侵略，並初次提出了創建近代海軍的草案。但昏庸的清朝政府並沒有立即着手興辦近代海軍海防大業。
1856至1860年，英法兩國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海軍艦隊在中國萬裏海疆如入無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創巨痛深』的情形下，開始着手興辦近代海軍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74年，日本尋找藉口出兵侵犯台灣。此事雖以和議告終而未開啟更大戰端，卻在中國朝野上下引起更強烈的震動：『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現在日本之尋釁生番，其患之已見者也。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由此，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海防大討論』。
此時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李鴻章呈交了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急切陳述了海軍海防大業的重要戰略意義，要求大舉興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
李鴻章首先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酷對外形勢：『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李鴻章還痛切指出了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是在於國家之實力：『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弟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他又亟切誠懇地指出歷史時機的緊迫性――『正值海防吃緊之際，不特為外人所竊笑，且機會一失，中國永無購鐵甲之日，即永無自強日！』
李鴻章在『海防大討論』及其後來的多次場合竭力倡言海軍海防，無疑順應了當時歷史的時代潮流，為近代中國海軍海防建設大業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他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倡辦海軍海防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北洋海軍的締造者和直接統帥

在以李鴻章為傑出代表的務實派高級官員們的努力倡導下，清朝政府開始較為認真地籌劃並採取了興辦海軍海防的一些實際步驟。但就在清政府對剛剛建成的福建、北洋、南洋和廣東四支小規模的海軍艦隊感到欣慰之際，法國侵華遠征艦隊於1884年8月中法戰爭的馬尾海戰中，竟然全殲了最早組建的整個福建海軍。鮮血染紅的閩江水使清朝最高統治者認識到：即使擁有了近代化的海軍艦隊，但若力量不強，則依然不足以勝任海上戰爭和海疆防務。
中法戰爭剛一結束，光緒皇帝就鄭重發佈了大力擴充海軍的上諭：『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劃備御，亦嘗開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釁，迭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制。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
隨即，血氣方剛的光緒皇帝下諭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海軍由此成為國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正式經制軍種；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事業開始步入最佳的發展時期。光緒皇帝的生身父親奕X親自出任總理海軍大臣；而一直力主大舉興辦海軍的李鴻章出任會辦海軍大臣，具體掌管全國海軍海防建設大業之權柄。
於是，年富力強且比較了解西方情況的李鴻章如魚得水，立即埋頭致力於海軍海防建設的龐大系統工程，使中國的海軍海防事業在短短幾年時間裏有了飛速的發展。由於身兼直隸總督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得以近水樓台，向朝廷討得了優先創辦北洋海軍海防的權利。1888年10月，在李鴻章的苦心營辦下，海軍衙門上奏慈禧太后並獲准頒行【北洋海軍章程】，標誌着北洋海軍正式組建成軍；這是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發展的輝煌頂點。由於北洋海軍的龐大陣容，中國海軍作戰艦艇的總噸位達到4萬多噸，一度躍居海軍世界大國的行列，在亞洲地區則是首屈一指。
可以說，為創建北洋海軍而嘔心瀝血費盡心機的李鴻章不失為北洋海軍的締造者；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本職要任，更是使李鴻章理所當然地成為北洋海軍的直接統帥，享有全權節制北洋海軍的大權。

李鴻章和北洋艦隊的覆滅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一個世紀前即1894年拉開戰幕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初受挫於豐島，繼則受創於黃海，最終竟落得一個全軍覆滅的悲慘下場。在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歷史著作中，李鴻章都被寫成是由於他嚴令北洋海軍『避戰保船』、株守威海衛軍港而直接造成了北洋海軍全軍覆滅的結局。
但是，歷史事實並不象歷史讀物所描述的那樣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北洋海軍覆滅的問題上，李鴻章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和嚴重失實的指責。
在過去，相當多的史書指責李鴻章嚴令北洋海軍『避戰保船』株守軍港，其依據主要源於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一書。姚氏早年曾是李鴻章門下的僚客文人，後因不得李鴻章的賞識而轉投至山東巡撫李秉衡帳下；而李秉衡恰恰是李鴻章對立派系之成員。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姚錫光在山東巡撫衙門內做文案工作。當時李鴻章在天津使用有線電報直接指揮駐泊威海衛或旅順口軍港的北洋海軍，其指揮之內容詳情，連山東巡撫李秉衡也不可能知道，姚錫光就更不可能知道了。甲午戰爭剛一結束，並不了解戰爭指揮機密情況的姚錫光，就迫不及待地編寫出記述這場戰爭的【東方兵事紀略】一書，在民間刊行。由於李鴻章因政治原因在甲午戰爭後期受到清朝政府的處分，所以這部記述甲午戰爭的民間私人著作中對李鴻章的諸多失實之筆墨，並沒能受到知情者們的指正，反而是不斷流傳開來。
其實，在研究李鴻章對北洋海軍的作戰指導問題上，僅僅依據【東方兵事紀略】這類非官方的民間著述，是大欠穩妥的。我們更應該依據官方檔案，特別是當時作戰指揮系統的往來電報稿；因為這些電報稿是當時各級指揮機關對戰局和作戰進行指揮處置的第一手材料，或正確，或錯誤，或介乎二者之間，都是真實可信的原始記錄，其史料價值具有極高的權威性。
一旦仔細查考李鴻章與北洋海軍之間的往來電報稿，我們從沒有發現任何一封電報是他嚴令北洋海軍『避戰保船』株守軍港。北洋海軍是李鴻章一手操辦起來的一支艦隊，他是深知這支艦隊是中國與日本作戰中的重要戰略力量，所以他在甲午戰爭初期曾電令北洋海軍提督（司令官）丁汝昌，要他注意保存戰艦以牽制日軍。這是一種『保船制敵』的方略，與『避戰保船』株守軍港，是完全不同、也決不能混為一談的兩個概念。
在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李鴻章尤其堅決反對北洋海軍株守軍港。例如，1894年11月上旬，旅順口軍港告急，而北洋海軍龜縮於威海衛軍港；李鴻章發電報斥責丁汝昌：『寇在門庭，汝豈能避處威海，坐視潰裂？』再如，在1894年12月下旬，李鴻章致電丁汝昌：『日兵輪一在龍鬚島，有小火輪欲渡兵上岸。・・・・・・應速帶現有師船赴龍鬚島、成山一帶巡探，如日船少，即設法驅逐，否則，聽其由後路包抄，則威危，而兵船無駐足之地，弟獲罪更重矣』。又比如，在1895年1月下旬，李鴻章連續多次電令無所作為的丁汝昌：『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其歸路』；『此時救急利勝，舍斷其接濟、助台（指海岸炮台）夾擊，更無別法，決無株守待攻之理！』此外，作為國家最高當局的朝廷也多次下達了同樣意圖的作戰命令。
但十分遺憾的是，李鴻章和朝廷的意圖明確的作戰命令，並沒有被丁汝昌堅決執行；而最終北洋海軍還是落得一個株守軍港以致全軍覆滅的悲慘下場。當然，從客觀上講，我們也不能因此而簡單化地認定李鴻章對北洋海軍全軍覆滅的結局就沒有任何責任要承擔。
北洋海軍的覆滅和由此而導致的甲午戰爭的全面失敗，從軍事上講，首先應歸結於清朝政府和李鴻章等決策者們缺乏明確的近代『海權』的觀念，在戰爭中缺乏對海軍作戰的高度重視，尤其是表現在不具備以艦隊決戰的方式，與敵方爭奪作戰海區的制海權，而是僅僅希望北洋海軍作有限的非積極的防禦行動。這就使得作為『海洋上的野戰軍』的北洋艦隊，在戰爭過程中始終處於戰略上的被動局面之中，其應有的海上機動攻擊力被大打折扣，最終步入了全軍覆滅的失敗結局。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與當時清朝封建專制統治集團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程度這一大環境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於封建統治者並不真正懂得如何很好地使用海軍以保海權，才使北洋海軍最終走向覆滅。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北洋海軍的締造者和直接統帥，李鴻章在無意識之中，就將這支他所鍾愛的艦隊送上了窮途末路。這不能不說是那個封建時代的歷史悲劇，當然也是李鴻章個人的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