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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漢學網 三 經學現實主義對曹魏改正朔之議的影響
曹魏的經學，在規模和內容上都無法跟兩漢相比。雖然有高堂隆這樣的大儒撐起經學的門面，但畢竟從整體上看是學子離散，名家凋零的局面。【三國志・魏書・王肅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儒宗（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序：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盛。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荒疏，無以教弟子。弟子亦本避役，竟無能習學，……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
經學的衰微深刻地影響了諸如改正朔之類的王朝禮典建設。魏明帝議改正朔是在青龍五年，而上文所云太和、青龍年間的儒學狀況是博士荒疏、弟子無學，難怪議定服色會出現無所適從的局面。魏明帝曾大力扶植經學，但他的努力始終收效不大[[23]]，高堂隆等學者去世後儒學更衰[[24]]。經學基礎如此薄弱，難怪曹魏的正朔、服色只好由明帝兩次下詔確定。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經學跟兩漢比旨趣的變化，那便是現實主義的增強。漢魏經師對災異的不同運用堪稱這一點的代表。兩漢經師好言災異，大儒董仲舒、魏相、李尋等的對策無不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他們很少用它打擊異己，爲的是改進王朝政治[[25]]，高堂隆在答明帝崇華殿災原因時保持了這種精神[[26]]。但從總體上看，曹魏士人和經師對災異的認識和運用已跟兩漢不同。【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記齊王時曹爽專政，丁謐、鄧r等輕改法度。當時發生日食，下詔群臣問得失。蔣濟上疏說：
昔大禹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此處『應天塞變，乃實人事』將災異服務於政爭說得很清楚。『比周』暗指曹爽、丁謐、鄧r之黨，對策災異已成了含沙射影地攻擊政敵的武器。大儒王肅對待災異亦是此種態度。正始元年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r。『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27]]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占驗政事在西漢劉向時就蔚然成風，【漢書・五行志】儘是這方面內容。王肅政治上親司馬氏，自然反對何晏、鄧r。又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司馬師問王肅原因，王肅答道：『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安有亂乎？』後果然毋丘儉、文欽反。司馬師問王肅『安國寧主』之術，王肅乘機建議安撫淮南將士在內州的妻子以爭取人心，沒有象漢儒那樣大談陰陽災異，天人感應，而是很現實地著眼於具體政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
王肅運用災異打擊異己是他政治上現實主義的反映，他的學術同樣也是現實主義的。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郎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28]]雖然他不好鄭玄說可能確實是出於個人的喜好，但相比鄭玄以讖緯爲框架羅織各經體系，王肅的的經學更多地反映出經學託古諷今、寄寓理想的現實精神。【孔子家語】爲王肅所作，皮錫瑞說：『【家人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所聚訟不決者，盡托於孔子之言，以爲定俗，不思漢儒議禮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可依據[[29]]。』王肅經學迴避聚訟不絕的漢儒爭議，托孔子言闡述自己的觀點是現實主義的表現。王肅經學是鄭玄以來的又一大變，其現實主義旨趣堪稱經學的重要內容。
經學的現實主義是在漢魏政治和社會劇烈動盪的背景下出現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漢儒理想主義中無補於現實的部分被滌除是經學隨著政治形勢變化的必然。王肅在在黃初年間諸儒爭議改正朔、高堂隆遍引群經上書時採取了反對態度，這是其學術和政治上現實主義的表現。從王肅反對改正朔這一細節可以看出經學『經世致用』精神順應時代背景的變化而變化著，並不完全是他個人對鄭玄經學不喜好的因素在起作用。雖然王肅的不改之說沒有被魏明帝採納，但到了晉代，通曉儒學、身爲王肅外孫的晉武帝宣布沿用曹魏正朔服色[[30]]，不能不說是經學現實主義的繼續勝利。
四 小結
以上從經學演進背景對曹魏改正朔、定服色作了考察，從中可以看出兩漢經學理想主義的宇宙觀和歷史觀影響的削弱。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學術角度看，這都是一種進步。從政治角度看，經學中災異、氣運之說退居裝點朝堂門面的領域，對現實政務不再干擾；從學術角度看，王肅改鄭玄之經學雖然進一步使混亂了東漢以來本就混亂的師法，但大大增加了經學的現實精神，使之更好地爲理性精神日益增加的現實政治服務，而原先傳自漢儒的理想主義宇宙觀則留在爲王朝確定表徵的領域繼續起作用，這是經學與政治更妥帖、更精緻地結合。曹魏改正朔、易服色的過程和細節就是這種結合的具體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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