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凤凰网 他的这些理论后来就成为制订法律的依据。以汉律有关内容说，在谋反、大逆、废令、矫制、上僭、逾制、大不敬、不道、专地盗土等罪名中，以上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采用，有的甚至是原文引用。如谋反，《盐铁论・晁错》称:
《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
又大逆，《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曰:
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霍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霍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伏其辜。
再如，《通典》卷一六六载《汉律》曰:“杀母以大逆论。”又逾制，《宋书・武三王传》征引汉律说:“车服以庸，《虞书》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诫。是以尚方所制，汉有严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又大不敬，《汉书・鲍宣传》载: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
又“专地盗土”，《汉书・匡衡传》载，衡任丞相，封乐安侯，多占郡地四百顷，被有司所劾奏，其文云:“《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衡为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当然，以上罪名的制订并不都是因为经学，但经学确曾对它们产生过强烈、深刻的影响，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二）关于维护宗法伦理关系。在这一方面，其影响最深的就是汉代的婚姻家庭制度。例如婚姻制度，汉代既有关于结婚的“议婚”（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婚仪”（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和“婚年”等等规定，又有关于离婚的“七去”（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等等规定，还有关于纳妾和改嫁的等等规定。而这些规定，则可以说完全是经学倡导的模式（参看拙文《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以改嫁和离婚为例，程树德《九朝律考》卷四征引董仲舒《春秋决狱》说:“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又《汉书・孔光传》载孔光廷议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
再如家庭制度，所谓“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充分体现到汉代家庭的各种规定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于“不孝”罪的惩治越来越重。甚至竟强调说，“《甫刑》三千，莫大不孝”（《孝经・五刑章》引孔子曰）。如章帝时，齐王刘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姬更相诬告”，章帝便大加贬惩，其诏曰:“晃、刚衍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芜湖侯，削刚户三千。”（《后汉书・宗室四王传》）又《汉书・衡山王传》，元朔五年秋，衡山王赐谋反，与少子刘孝“作兵车锻矢”，因太子刘爽上言其父、弟谋逆，且孝与父御婢奸，武帝遣吏治，“孝坐与王御婢奸，及……太子爽坐告父不孝，皆弃市”。《汉书・王尊传》，尊为美阳令，有妇女告养子不孝，经常奸淫和打骂她，尊“取不孝子悬磔著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汉书・陈汤传》，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才，富平侯张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汤下狱论。”《汉书・金日传》，王莽时，金钦为光禄大夫，封都成侯，因不祀祖被劾奏“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谒者召钦诣诏狱，钦自杀”。《后汉书・杜燮传》，甄邵为邺令，先曾出卖同学，后当迁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室，先受封，然后发丧”。在返任途中恰遇河南尹杜燮，燮乃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并上书“具表其状。邵遂废锢终身”。
另一方面，关于惩治破坏纲常伦理关系的法令也越来越多。从具体案例来看，除了“不孝”罪，当时还有所谓“乱人伦”、“禽兽行”、“鸟兽之行”（《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昌言》曰:“今令，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皆勿坐。”李贤注曰:“鸟兽之行，谓A、报也。”关于A、报，《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卫宣公A于夷姜。”杜预注曰:“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A。”又杜预《左传》宣公三年注引《汉律》说:“淫季父之妻曰报。”）、“悖逆人伦”、“淫乱”、“奸乱”、“无道”、“乱男女之别”、“奸母”和“杀子”等等罪名。例如“乱人伦”等，《汉书・荆燕吴传》，燕王“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武帝时事发，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定国遂自杀。《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父死未葬，召父爱美人淖姬等十人与奸，复与其妹徵臣奸，又“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并图谋反叛。事发觉，朝廷乃议曰，“所行无道，虽桀纣恶不至于此。天诛所不赦”，建自杀。《汉书・高五王传》，济北王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女官名，秩比六百石）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交接”。事下丞相御史，奏终古“禽兽行，乱君臣夫妇之别，悖逆人伦，请逮捕。有诏削四县”。《初学记》卷一二引谢承《后汉书》，宣帝时，燕、赵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后各求离别，争财分子。郡县不能决，上报廷尉，于是廷尉范延寿决之，“以为悖逆人伦，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长等，无帅化之道”。再如“乱男女之别”，《汉书・游侠传・陈遵》，遵任河南太守，其弟陈级为荆州牧，二人同赴故淮阳王外家左氏家宴饮，为司直陈崇所奏免，而理由即所谓“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h，恶不可忍闻”。又如“奸母”，由于这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极大，汉王朝更是从快、从严、从重予以打击。《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宣帝时，乘丘侯刘外人“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免”，就是一例。前引王尊对“不孝子”的严惩，更是一个显例。以后还形成惯例，成为一条惩治“奸母”的专门法令。如何休《公羊传》桓公六年注引《汉律》曰:“立子奸母，见乃得杀之。”关于“杀子”，《白虎通・诛伐》称:“父煞其子当诛何？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具体事例则可以贾彪为代表。《后汉书・党锢传・贾彪》:
（彪）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
又前引《后汉书・酷吏传・王吉》，吉为沛相，“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尽管这似乎只是某些官吏的个人行为，但由此亦可以看出经学的影响之深。
（三）关于推行“仁政”和减免刑罚。为了标榜仁政，以缓和矛盾，汉代自从武帝“独尊儒术”，在删减律令和废除酷刑方面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如宣帝以郡国地震，诏“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汉书・宣帝纪》）；元帝因关东灾害，“省刑罚七十余事”（《汉书・元帝纪》）。又成帝因“律令烦多”，也援引《甫刑》，下诏要求“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汉书・刑法志》）；章帝拜郭躬为廷尉，其“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后汉书・郭躬传》）。再如和帝时，陈宠以孔子说“宽以济猛”，提出应“荡涤烦苛之法”，并“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后汉书・陈宠传》）；安帝时，鲁恭根据《易》“君子以议狱缓死”，建议“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后汉书・鲁恭传》）；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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