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西漢亡於宮廷，王莽亡於天下

西漢亡於宮廷，王莽亡於天下
文/程念祺



前言

篡權也好，虛偽也罷，這些事後的議論和批評，對於一個像王莽這樣最終的失敗者而言，自是免不了的。然而，在王莽所處的時代，皇位可以『禪讓』，是一種比較流行的思想；連漢哀帝本人，也曾起過把皇位讓給寵臣董賢的念頭。這樣看來，王莽的篡位，自也有順理成章的一面。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王莽是很有同情的。他認為：『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而王莽改制的失敗，遂使後來的政治家『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自東漢至今二千餘年，可謂誤入歧途』。所以，從長時段來看，王莽的銳意改制，更具有歷史的價值。



正文

西漢早期政治：宮廷與政府權力分割

王莽之所以能夠篡奪西漢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於西漢政治的宮廷化。這是從漢武帝開始才有的事情。漢初，宮廷鬥爭對於西漢的政局影響不大。劉邦死後，呂后專政，宮廷爭鬥極為血腥。但當時社會上卻風平浪靜。蕭規曹隨，清靜無為，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成為那一段歷史的佳話。其背後，除了『無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那時，宮廷歸宮廷，政府歸政府。皇帝的家事，對國家政局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國家的領袖是皇帝，政府的領袖是丞相。陳平曾經說過，丞相的責任，就是輔佐皇帝，按照天地陰陽和四時流行的自然法則來治理國家，使萬事萬物都各得其所，使鄰近部族畏威懷恩，使天下百姓親近順從，使擁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獲得合適的任用。陳平是何等謹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權力，若非制度上的賦予，他是決不至於夸這樣的海口的。那時的丞相，身為『百官之長』，凡事『無所不統』。曹參繼蕭何為漢朝的丞相，郡守和王國丞相的任免都一個人說了算，凡事都按蕭何立下的規矩辦，也不請求皇帝的意見。漢惠帝對曹參是很不滿意的，認為曹參故意輕視自己。曹參卻對惠帝說：『高皇帝和蕭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須安坐皇位，我和大臣們按規矩辦事，不是很好嗎？』這樣的口氣，的確有些教訓的味道。身為開國功臣，曹參是有些自負。但作為丞相，他也確實有這樣說話的分量。文帝時的丞相申屠嘉，資歷遠不及蕭何、曹參和陳平，封戶只不過五百。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為文帝的寵臣鄧通對他有所『怠慢』，即將鄧通召至相府教訓。他對鄧通說：『這個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啊！你鄧通不過是個小臣，在宮殿之上這樣沒有規矩，罪屬大不敬，理當斬首。』若不是文帝及時派人解救，鄧通就被這位申丞相殺掉了。漢文帝和景帝，對於丞相權力太大的問題，一直耿耿於懷。文帝曾故意刁難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動讓位於既能幹又乖巧的陳平。陳平死後，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藉口打發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在景帝時也做了丞相。周亞夫總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罷了他的官不算，最終還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對丞相權力太大，都心存疑懼。

漢武帝令『宮廷政治』成型

至漢武帝在位時，開始從制度上削奪丞相的權力。武帝利用中書和尚書控制朝政。那時，中書傳達政令，是國家的『樞機』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則由尚書負責。這樣一來，漢朝的宮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營，成為地地道道的『宮廷政治』了。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運籌於宮廷，而指揮天下。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宮廷政治之下，外戚、閹宦和宮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呂思勉先生曾經就此說道：武帝臨終顧命，把國家大事都託付於一個不學無術的霍光，而同受顧命的金日磾、上官桀，皆為『小廉曲瑾便辟側媚』之流。『小廉曲謹』，就是貌似謹小慎微。而『便辟側媚』，就是擅長邀寵取媚。這樣一些人，顯然都是只知道聽從皇帝命令，而心懷叵測的『小臣』。當武帝死後，西漢的宮廷，就落入了這樣一群小臣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專政；間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權。成帝在位二十餘年，王氏親屬先後有十人封候，五人拜將，占據着宮廷要津。劉姓的江山，實際已由王姓當家。成帝死後，哀帝繼位。哀帝對滿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親丁氏的家人。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頭，傅氏、丁氏又先他而死，兩家皆不成氣候。故哀帝一死，身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召回王莽，重掌宮廷。這時，對於王莽來說，篡取皇位本身並不是一件難事。宮廷政治之下，誰控制了宮廷，誰就控制了政治的機樞。就這一點而言，處心積慮要篡奪皇位的王莽，實在是一個歷史的幸運兒。但是，王莽其實是一個很不幸的歷史人物。他篡奪了西漢的皇位，但那不過是一個權力的空殼。以他所處的環境而言，他其實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的。那時，天下遍布豪強，與西漢的地方官勾結在一起，早就不再聽命於朝廷。西漢亡於王莽，亡的不過是宮廷。這件事，也須從頭說起。

宮廷政治之弊：上用『小臣』，下用『小材』

漢初，郡的權力甚大。但郡守的選任取決於丞相；丞相對郡守亦握有監察與制裁之權。另一方面，丞相的選任既取決於皇帝，皇帝對丞相亦擁有監察與制裁之權。就總體而言，西漢在武帝之前，皇權與相權之間，是有制衡的；而中央與地方之間，也是有制衡的；西漢的中央集權，正是建立在這種權力制衡的基礎之上的。而武帝削弱相權，則使郡一級權力，成為皇權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選任一出於尚書，實際是皇帝的親自任命。故對於郡守的監察與制裁之權，從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另一個問題，就是選什麼樣的人為郡太守。按漢朝的規矩，貴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員的子弟，擁有入宮充任郎官的特權；財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錢買一個郎官做。這些人，久在宮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卻也漸漸養成了『小廉曲謹便辟側媚』的性格。武帝時，官員的任命，既已由尚書負責，這些郎中、中郎，與皇帝最為接近，也最易於為尚書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經向武帝提出，這類人不過是『小材』；委任他們做太守，會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標準都顛倒混淆了。而進一步的問題，則是漢朝的郡太守，有權任命各級屬官。太守若為『小材』，則其選任的各級屬官，也大都不會稱職。這樣一來，漢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問題。宮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權在握，就會敗壞國家大事（『秉君威，以害正事』）。如武帝實行鹽鐵和商業官營，結果是權貴、官吏與富商大賈勾結在一起，私自經營工商業牟利，敗壞王法，逞其私慾，占據山澤，控制市場，囤積居奇。其他方面，也是一樣。這樣的問題，武帝最初是想用酷吏來解決的。但是，酷吏大都非常勢利，無非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得勢者，即便犯法如山，酷吏一般碰都不會去碰他們。失勢者，即便是貴戚，酷吏也不會放過他們。

中央監察機制的失效：地方豪強坐大

對於地方豪強勢力，武帝是尤為重視的。武帝曾用楊可推行『告緡』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戶大都搞得家破人亡。然而，這些都是缺乏權力背景的豪強。那些真正擁有權力背景的豪強，因與朝廷權貴和郡、縣官吏勾結，卻迅速膨脹起來。為此，武帝於酷吏之外，又設置刺史，以強化朝廷對地方的監察。監察的內容，一是豪強兼併，欺凌百姓；二是郡太守違法亂紀，營私聚斂；三是郡太守濫施刑賞，苛刻暴虐，妄言吉凶；四是郡太守任人為親，賢愚顛倒；五是郡太守子弟不法；六是郡太守勾結豪強。概括而言，就是要通過法律監察，解決豪強與郡太守在地方上違法亂紀和相互勾結的問題。然而，宮廷政治之下，一切權力的設置，在本質上都具有皇權專制的性質。行政系統如此，監察系統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官員被賦予的權力越大，權力的濫用就越嚴重。以宮廷政治為核心的專制皇權，既不能從制度上限制權力的濫用，則刺史之設決不能收普遍、長遠的監察之效。其時，各地的郡太守普遍作奸舞弊（『天下郡太守多為奸利』），而具有權貴背景者尤無忌憚。武帝之後，問題就更嚴重了。到處因『多豪強』而『難治』 ，或因『多貴人宗室，難治』。在一些地方，豪強甚至成為真正的領袖，地方官吏甚至寧願得罪郡太守，也不願得罪豪強（『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長安天子腳下，豪強違反王法，擾亂吏治，如入無人之境。漢元帝曾哀嘆：百姓受豪強欺壓，刺史、太守卻不能為他們伸冤！其實，那時的郡太守，如沒有什麼背景，稍有小過，亦難免被刺史舉劾。他們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中品行低劣者，凡事只是從私利出發。按照法律，太守如果不敢執法，或疏於執法，是有『放縱』之罪的。但是，由於法不治眾，這項罪名最後也只好撤銷掉。

王莽改制：在一個中央權力的空殼下發動的改革

上面說，王莽想要對社會來一翻徹底改造。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照呂思勉先生的說法，就是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真正的豪強是沒有人敢動的。史書上說，『王田』推行後，天下一片愁苦聲，許多人都遭受刑罰。但真正有勢力的豪強，顯然是動不了的。愁苦之聲，顯然來自那些沒有勢力背景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受刑罰處分的當然也是他們。這都由是官吏營私舞弊造成的。而『五均六筦』，也導致豪強『與郡縣通姦』。這同樣說明，王莽為節制資本而實行的工商業官營政策，也被豪強與郡縣官吏利用為勾結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與豪強勾結之勢已成，王莽真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為重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規畫地方行政。他設立州牧，作為更高一級地方行政，以重振郡縣，卻難挽狂瀾於既倒。有一位州牧在上任之前，說到了地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放棄改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這與王莽要他強化對於荊州的控制，可謂大相徑庭。王莽一怒之下，就把這位新任州牧撤掉了。那時，天下亂極，造反者層出不究。用王莽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亂麻沸湯一般的。然而，對這樣的造反，郡縣官吏一概敷衍塞責，『縣欺其郡，郡欺朝廷』，瞞報少報，態度極為消極。所以，對造反者的鎮壓，王莽派出的軍隊，雖然也打過一些勝仗；但造反者此起彼伏，只能眼看着蔓延而為攪動天下的綠林、赤眉。那時，許多豪強都組織武裝，加入造反的隊伍。公元23年，昆陽之戰，王莽四十餘萬精銳，竟不敵更始軍一萬多人的夾擊，全軍潰敗。新朝之不堪一擊，暴露無遺，從此四面受敵。當更始軍進攻長安、洛陽之際，遍地乘勢而起的豪強，風從響應，起兵殺州牧，殺郡太守，『旬月之間，遍於天下』，遂將天下割據完畢。而當更始軍進攻長安時，長安『大姓』紛紛擁眾追隨更始軍向王莽進攻。回顧王莽『從成功走向失敗』的這一段歷史，當初，正是西漢的宮廷政治，為王莽提供了篡漢的條件。而這種宮廷政治，在其發展過程中，因權力無法制衡，而無從監督，遂為天下豪強勢力的膨脹提供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可能。另一方面，強大的豪強勢力，因反對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視他陷於滅頂之災，隨後又趁火打劫，與起義的農民一起將他推翻。從這一意義上說，王莽亡於豪強，亡的是天下。王莽覆滅之後，劉秀建立了東漢。但東漢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將遍地割據的豪強武裝消滅，真正統一了天下。但東漢，照范文瀾先生的說法，亦不過是一個豪強政權。整個東漢，就是在宮廷政治下度過的。宦官和外戚交替專政，是東漢政治的特點。東漢的宦官、外戚和官僚，則都有豪強的背景。東漢末年，天下分裂割據；之後數百年，雖有西晉的短暫統一，但總體上仍是天下分裂的形勢，其基礎也是豪強。 學者旁白 [li] 閻步克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古代，已經有將王莽之\"新政\"與秦始皇之\"秦政\"加以對比者；漢儒參政導致了從\"秦政\"到\"漢政\"的變遷，但是這一變遷並未全合於西漢儒生所崇揚的\"王道\"。帝國政治形態在總體上是所謂\"霸王道雜之\"，這是君主所公然申明的。儒生對此\"漢政\"的不滿和對更純粹的\"王道\"、\"禮治\"的尋求，促成了王莽\"新政\"的登場。（【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li][li] 葛劍雄（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人口史、移民史方面專家） 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制\"，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權，\"古\"只是一個幌子，只是假託。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地復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果王莽的復古只是為了篡權，那麼在他當了新皇帝以後就可以改弦更張了，而他推行的實質性的改革卻都是在當了皇帝以後。不少成功的開國皇帝在上台前並沒有什麼政治藍圖，或者雖然作過許 諾，在上台後就變得現實主義了。可是王莽卻在上台以後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復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我看王莽】） [/li][li] 高敏（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中國秦漢史學會顧問） 西漢末年的王莽,是一個大搞復古、倒退的野心家、陰謀家。他的所謂『改制』,是元、成、哀、平推行儒家路線的進一步倒退,代表了奴隸主殘餘勢力長期以來妄圖在政治上復辟的最後一次垂死掙扎。（【論王莽復辟】） [/li][li] 劉玉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莽本人既是開國之君，又是亡國之君，新朝僅僅存活了15年，是中國封建帝制時代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王莽改制最終失敗，有着多種原因，比如指導思想上一味托古、空想幼稚、制度不健全及執行失效等，更主要的則是改制以聚斂財富來充實王朝財政作為最根本目的。這樣的根本目的，再加上強力運用政治權力干預操控經濟，其結果必然是不僅不能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反而會使社會經濟遭受王朝財政的敲骨吸髓式的吞噬而迅速崩潰，勢必弄得民怨沸騰，隨之政權崩潰瓦解。（【王莽改制五均六筦政策述評】） [/li]

對於漢武帝和王莽此兩人，本人一直認為一個立志革新，一個立志復興，很是矛盾。現在我們這些後人對於那時候的事情，評論基本上就是一個論調，高調唱漢武帝，但是略去了他晚年的窮兵默武給百姓造成的危害，雖說強大，卻讓大漢王朝再次站到了風口浪尖，雖過不掩功，也難免留下污點，不過他的力精圖志，在當時也的確讓中國成為強大一時的國家，發出了『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這樣令人氣血大漲的話，所以對此人，本人對歷史記錄稍有懷疑，觀點中立。而至於王莽，則只能嘆息，他是一代梟雄，出發點是趁亂世大發財，雖說個人中心重了點，不過此人心智上也顯出了大智慧，至少在那個時代他做了大多數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後世曹孟德頗得其真傳，只不過兩人出發點不同罷了。時勢造英雄，一個是恰逢其會，一個是生不逢時，若是兩者相遇，論成敗，還真不得而知。個人觀點！

王莽這個人是個怎樣的人？說他是梟雄，有什麼理據呢？說他大智慧，又有哪些理據呢？

史書上有跡可查，另，王並非只是一名單純的政客，雖然他最後燒了洛陽宮，但是他的部分新政在今天看來也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