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是宋明两次亡天下的原因吗？

说明：此文之前发过，由于当时匆忙，未设置原创声明，现重新发一遍。原文仍然保留，并未删除。

今年清明节，在河南新郑举行的祭祀轩辕黄帝典礼中，有一位目前在皇汉界声望比较高的女士--奴兮小姐，进行了一场题为【汉民族主义的势在必行及对两次亡国的反思】的演讲。由于此次祭祀典礼我并没有参加，因此当时没有聆听这场演讲。近段时间，奴兮小姐将这场演讲的演讲稿整理后，由其微博及公众号发布于众，我这才有幸拜读。读过之后，我对于奴兮小姐这次演讲所阐述的观点『汉民族主义的势在必行』十分赞同，而对于『两次亡国的反思』则有不同意见。

下面，我将针对奴兮小姐的部分观点逐一进行评析。

原文：自由、平等与尊严，是一个人存活于世的基本意义，同时更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之第一正义。汉民族主义应当符合亦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的复兴从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的复兴，而是全体民族的共同复兴。民族主义诞生的初衷，就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之贵族或王朝服务的，反而正是为了破除乃至反抗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压迫而诞生的，只有实现族群内部的平等和自由，方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孙先生所述『民族、民权、民生』便也是这层释义。

倘若丢开民权民生而只追求民族主义，那么日后的走向必然是封建地主主义，这便完全违背了民族主义的初衷了，有些同袍口口声声说爱民族，但是却常常把自己置于封建士大夫的位置，自视甚高，眼里没有广大平民百姓，没有民生之多艰，在乎的只是华服雅乐之文化亦或是一家一姓之江山，这是严重与现实脱节的，发展下去，也不过是一小部分高雅之士的圈地自萌罢了。

看来奴兮小姐对『一家一姓』的中国古代王政充满了偏见，觉得汉唐宋明刘李赵朱做皇帝，就是所谓『封建地主压迫』。可是，汉人的历史，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向来都是一家一姓的江山，从无『民主共和』之说。奴兮小姐贬损华夏历代王朝，岂不是矮化汉人的全部历史，这恐怕和『民族主义』相背离吧？另外，『封建地主』的说法，完全来自于西方马列主义话术，中国自从战国之后，封邦建国的历史早已结束，两千年来均为大一统的帝国，何来『封建』一说？

至于所谓『地主』，中国自古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即使有少量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那也是种地交租，与现在上班族『工资归自己，利润归企业』一样，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吗？所谓的『地主』，其实就是乡绅，他们是农村中的精英，有文化，有素质。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这些乡绅一直起着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兴建公共设施_{开办私塾、修桥补路}等作用，农民对他们往往也很尊敬。这与中世纪欧洲那种贵族领主与庄园农奴的关系完全不同。以前每个县都有『乡贤祠』，供奉那些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乡绅。近代以来，马列集团出于其意识形态需要，把从西方社会总结出来的五段论硬套在中国头上。拼命丑化、污蔑乡绅阶层，把他们说得如洪水猛兽吃人恶魔一般。可事实如何？他们所列举的几个典型恶霸地主，如『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白毛女』中的黄世仁，还有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据说他家有关押农民的『水牢』。可这一切，都已经被证明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如果所谓『地主阶级』真的把农民欺压得这么厉害，偌大的中国怎么可能找不出几个真实的典型来宣传，非要编造一堆假恶霸、假事迹来说事？事实上，即使是租种土地的佃农、长工，乡绅们一般也不敢对其不好。一来乡绅有很多，你这里待遇不好，可以『跳槽』去别处租地干活，二来古时候官府对乡村的控制能力较弱，远离城市的地方盗匪比较多，长工佃农依附于乡绅，对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也是个保护，真把他们逼急了，勾结盗匪洗劫了乡绅家，然后逃奔他乡，对乡绅来说岂不是得不偿失？至于在所谓『土改』中，勤俭持家发财致富的人，因为多买了几亩地，被评为『地主』受尽折磨与侮辱；而吃喝嫖赌败光家业却被评为『贫农』而有机会瓜分地主的财产，称为上等人的，比比皆是。

其实所谓『阶级』本来就不是固定的，穷人通过努力可以成为富人，富人由于某些原因，也可以变成穷人。在民族内部搞阶级划分，是分裂民族、挑动内斗的道路。民族主义为『右翼』，而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左翼』，二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马列主义天生就是主体民族的敌人，苏联、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不远。君不见马列分子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然与之相衬的另一句就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进而扶植『少数民族兄弟』甚至是『全球无产阶级』。

乡绅带着孩子回到村上，正在村口的村民向乡绅鞠躬，乡绅向村民回礼

^{民国时期老照片:乡绅带着孩子回到村上
正在村口的村民向乡绅鞠躬，乡绅向村民回礼}

解放军出身的作家都梁在其热门小说【亮剑】中曾提到那么一段，文革时期，部队里开『忆苦思甜』会，请来老贫农回忆『旧社会』的苦，结果老农民硬是忆到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上面去了。虽然是笑话，但也反映出马列话术下政治宣传的荒谬性。中华五千年，无比辉煌与灿烂，怎么着也轮不到一个犹太裔大胡子来给中国历史下定义吧？至于奴兮小姐对『士大夫』的偏见，我会放在后面分析。

原文：我们华夏民族绵延至赵宋之世，其精神面貌比之前朝，已有较大的不同，春秋之尊王攘夷，汉唐之开疆拓土，这种血性与豪迈的民族精神自宋以来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偏安一隅、对外怯懦、对内防民弱民的特质……

不知道奴兮小姐有没有注意，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其背景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方的蛮夷与北方的蛮夷已经快在中原会师了，华夏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汉唐开疆拓土，至今读起这段历史来依旧令人荡气回肠。可不要忘了，汉初有白登之围，有火照甘泉。拿唐朝来说，前有唐高祖对突厥妥协，后有吐蕃洗劫长安，小小的南诏也曾令十余万大唐将士血洒南疆，唐末更是将西北让给了党项，引沙陀入中原。黄巢之乱时，唐廷也干过『联虏平寇』的事。至于汉唐之间是什么？有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有侯景之乱江南赤地千里。说这些，并没有贬低汉唐的意思，更不是想挑起朝代之争。只是想说，任何朝代面对外夷，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有挫折。只拿出汉唐开疆扩土的辉煌一面，对比宋明两次亡国的阴暗一面，然后得出结论，从汉唐到宋明，我们的民族精神退化了，这是田忌赛马似的诡辩。

那么，宋明时期，是否真的那么怯懦呢？先说宋朝。宋朝北方所面对的辽国，与以往的夷狄不同，它是一个高度汉化的国家。辽国第一代酋长耶律阿保机在原唐朝大臣韩延徽的帮助下，统一契丹各部，建造城池，仿效唐朝设立正规的国家机构。而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这块战略要地割让给辽国后，辽国分别把它作为自己的南京和西京来经营，在当地实行汉制。获得了进军中原的跳板和根据地。可以说，辽国已经和当年的匈奴、突厥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制『汗国』大不相同，他们是具有高度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升级版夷狄。宋朝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其内部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而分化瓦解之了。而宋朝开国伊始便缺少燕云十六州，也使得其失去了重要的战马产地以及历代汉人国家所倚重的长城防线，从幽州到黄河，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最适合辽国的骑兵纵横驰骋。在冷兵器时代，缺少马匹的步兵面对骑兵，是非常吃亏的。骑兵完全可以绕开步兵的锋芒，袭击其侧翼或后勤补给线。步兵则只能被动挨打，即使抵挡住了骑兵的进攻，也很难乘胜消灭敌人，而一旦失利，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即使这样，宋军在对外战争中的胜率依然维持在70%以上_见附录一。宋太宗灭掉最后一个沙陀政权北汉之后，乘胜进攻燕云十六州，打算一举收复故土。面对辽军连胜数阵，将辽军围堵于幽州城内，辽军凭坚城固守。最终由于指挥失当，未能抵御住辽军前来增援的骑兵部队，因此战败。宋真宗年间，风头正盛的辽国派大军南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在澶州大败辽军，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凛。双方订立澶渊之盟。现在很多人多认为这个盟约多么屈辱。可在当时，这未尝不是好的结果。通过这次盟约，宋朝与辽国结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占据了外交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宋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涿三州。送给辽国的每年三十万岁币，不及宋朝通过贸易从辽国赚取利润的一个零头。当时若按照主战派的想法，不接受议和，而是乘胜北上，在平原上能否战胜辽国的骑兵？恐怕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到时候得不偿失。国家决策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还要考虑实际情况，做出最优选择。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实现百年和平，远不像小说【杨家将】【天龙八部】中说的那样，辽国直到宋仁宗甚至宋哲宗年间还频频进犯。相反，辽国对大宋文明非常仰慕，耶律洪基_{就是【天龙八部】里吵吵嚷嚷着要攻宋的那个辽国酋长}，现实中不仅不敢对宋朝有所不敬，还以自己没有生在宋朝为憾事。小说为了博人眼球，把宋辽关系说成是北宋一生被辽国欺负，完全是扯淡。

电影【大辽太后】剧照 辽国酋长登基仪式

^{电影【大辽太后】剧照
辽国酋长登基仪式}

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也是由来已久，党项人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在唐末『助剿』黄巢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人拿着大唐皇帝的诏书，『合法』地居住并统治夏州、宥州、银州、绥州、静州_{即今宁夏、陕北一带}。此后一直称臣于五代，直到宋朝。宋仁宗年间，党项首领李元昊僭号为皇帝，建立西夏国。宋与西夏彻底翻脸，开始了多年的拉锯战。宋仁宗庆历四年，宋朝迫使李元昊取消帝号，改受宋朝册封。此后宋朝采取蚕食政策，对西夏步步紧逼，西夏则采取守势。宋英宗年间，宋军更是在庆州击伤西夏酋长李谅祚。宋神宗年间，宋军取得了定羌城之战、天都山之战等战役的胜利，夺取兰州、横山等大片土地，焚毁西夏酋长的行宫。对西夏形成压倒性优势。宋徽宗崇宁三年，宋军长途奔袭，攻占今青海一带，设置陇右都护府，完成对西夏的战略包围。照此形势，宋朝灭掉西夏只是时间问题。可惜靖康之变打断了这个进程，令宋朝多年努力功败垂成。

宋徽宗年间，宋朝设陇右都护府，完成对西夏的迂回包围

^{宋徽宗年间
宋朝设陇右都护府，完成对西夏的迂回包围}

北宋末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崛起，屡败辽兵。宋徽宗想联合金国夹击辽国，以实现收复燕云的目标。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也反映出了宋朝君臣对收复燕云的渴望，并非君臣苟安。辽国灭亡后，面对金国的攻势，宋钦宗战和不定，又听信道士神棍的流言，打开了开封城门。使得开封失陷，北宋朝廷瓦解。虽然宋廷已群龙无首，但沦陷区的汉人百姓并没有屈服，抗金义军此起彼伏，如王彦的八字军、河东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红袄军等，小规模的反抗斗争更是不计其数。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汉人仍然是血性十足的，为了不受异族奴役，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自发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南宋建立后，北方半壁江山被金人占据，宋朝君臣并无苟安之心，宋孝宗时期有隆兴北伐，宋宁宗时期有开禧北伐，宋理宗时期，金国被蒙古入侵，想南下从宋朝这里找回平衡，结果被宋军一顿爆揍，最终攻破金国最后一座城池—蔡州，逼金国末代酋长完颜守绪自杀的，正是宋朝名将孟珙。有人说宋朝联蒙灭金是失误，其实正是金国自己找死。接下来宋朝并没有满足靖康之耻的洗雪，下一个目标是收复旧都开封，陪都洛阳和归德。于是就有了端平入洛，最终仍因缺少骑兵，被蒙古军击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宋朝一直在试图北伐收复中原，有机会就尝试，并不像奴兮小姐说的那样偏安一隅，对外怯懦。二是宋军在平原地区面对骑兵仍然是吃亏。自古以来，由于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北方占有骑兵有势，使得以南伐北异常困难，历史上由南向北一路统一全国的，只有两个成功的例子，一是明太祖灭蒙元恢复中华，二是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打败北洋军阀。这两个例子也有其特殊原因在内，前者是汉人义军并起，蒙元疲于奔命，并且蒙元内部也矛盾重重。后者是因为进入现代后，北方的经济优势已不明显，骑兵也难以发挥作用。而宋朝面对的则是专心和宋朝作战，并拥有成体系国家机器和动员能力的夷狄骑兵。能把仗打成这样，并且仍然时时不忘收复故土，已经很难得了。灭金之后，面对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其它国家几乎是一触即溃，像欧洲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条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纷纷在蒙古军的凌厉进攻面前灰飞烟灭，征服西辽用了2年，征服花刺子模_今伊朗用了2年，征服俄罗斯用了15年，攻灭阿拉伯帝国用了8年_{蒙古军将绿绿末代哈里发裹在毛毯里用战马踩成肉酱}，蒙古军西征的铁蹄甚至一度逼近德国。而与此同时，南宋依靠仅剩的半壁江山，与这支在当时近乎无人能挡的军队血战了半个世纪之久。欧亚大陆在蒙古军的铁蹄之下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时候，南宋是唯一傲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灯塔。襄阳孤城，坚守六年。钓鱼城一役，令蒙古大汗蒙哥丧命。常州之战，让蒙古统帅伯颜感叹『纸城铁人』。长沙沦陷，岳麓书院几百儒生挺身而出，全部战死。崖山之战，十万军民宁死不降蒙古鞑虏，纷纷跳海殉国。面对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及无数为抵抗异族入侵而英勇牺牲的军民，你能说大宋没血性，不『豪迈』吗？

欧亚大陆尽沦陷，南宋还在苦苦支撑

^{欧亚大陆尽沦陷，南宋还在苦苦支撑}

汉人是最后一个被蒙古征服的民族，而第一个摆脱蒙古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的，也正是我们汉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河工地的怒吼揭开了汉人反抗蒙元的序幕。首先发动起义的领袖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的后裔。其子韩林儿建立的政权也以『大宋』为国号。明太祖起兵时，征兵口号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由此可见，经历了近百年的神州陆沉，老百姓怀念的依然是宋朝。如果宋朝真的像奴兮小姐说的那么不堪，大家又有什么理由来怀念宋朝，并将其作为复国的一面旗帜呢？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明朝建立后，不仅将蒙元逐出塞外，明太祖八次北征，明成祖五次北征，将蒙元残余势力扫荡殆尽。郑和下西洋，扬我国威于海外。八方进贡，万国来朝。在蒙元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华夏文明，依旧引领东亚文化圈，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至今朝鲜、越南、琉球的传统文化中，仍然深深烙上大明王朝的印记。隆庆开关，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做出卓越贡献。万历援朝，龙战三千里，打得日寇几百年不敢仰视中华。明末西学东渐，朝野上下掀起学习西方科技的热潮。郑成功仅以半省之力赶走荷兰殖民者，将宝岛台湾收归中华疆域。读起这段历史，你能说大明没血性，不『豪迈』吗？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明末华夏第二次亡国，原因颇多，明朝内部的腐败和失误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连续多年的大范围自然灾害，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以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最为严重_{关于这场灾害的描述，见附录二}。在当时的条件下，即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和运输网，又没有食品储存保鲜设备，朝廷对这种大范围长时间的自然灾害是根本无解的。南方即使受灾轻一些，有粮食，也难以运到北方去赈济这么多的灾民。于是，千千万万的灾民加入流寇队伍，起来反抗朝廷。而流寇的增加更是对基层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消耗明朝本已不多的兵力和财力。如此造成恶性循环。再加上辽东建奴的步步紧逼，明朝陷入多线作战的恶劣局面。在一次次内外夹攻中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有人说，明朝是因为东林党不肯向江南征税才陷入财政崩溃的，江南富户宁可把银子挖地窖藏起来也不给朝廷。这话太幼稚了。当时明朝最缺的是粮食，收上来再多的银子也不能当饭吃啊，难道让明朝拿着银子去欧美进口粮食不成？

连续多年的大范围自然灾害

现在有些人，感受不到祖先所面对的困难，提起宋明就一句『你亡国了就是你软弱无能』，无知者无畏。把现代汉人的窘境归咎于祖先没替你铺好道路，这就像现在的那些啃老族一样，自己不努力，却怪父母不是富豪，自己没有含着金汤勺出生，真是不孝至极。

原文：然而到了宋朝，儒家的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得位不正的北宋皇室，根本无从与贪婪的儒官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赵氏皇族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_{也就是儒官}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地位低贱，过着毫无尊严、猪狗不如的日子，并且其职业还必须世袭，以保证阶级固化。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其他所有行业均是低贱的，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这时候我们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内部便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残酷的等级压迫让我们这个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宋朝的江山靠陈桥兵变所得，确实不正。宋太祖搞以文御武，你说他这里有私心，也许是吧。但你要知道，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武人势力膨胀，地方藩镇割据，节度使掌握一方的军权、政权、财权，俨然是一个个土皇帝，不服从中央命令。以至于唐末朱温篡位后，地方上有实力的节度使纷纷称帝称王，沙陀趁机做大，『五代』的中间三个都是沙陀人所建立。他们互相征战，老百姓要么被抓去战场上当炮灰，要么承受繁重的税赋和徭役以为这些军阀发动战争提供军费。这种混乱局面，对华夏民族有好处吗？对奴兮小姐口中的百姓有好处吗？宋太祖继位后，不仅通过军事手段扫平军阀统一全国，而且用剥夺武将干预政事，剥夺其财权的方式，彻底杜绝了军阀再度割据的局面。令百姓安居乐业，从当时解燃眉之急的角度来说，又有啥不对呢？当然负面影响也确实有，我们后面再讲。武将本来就是上前线打仗的，政事_{包括是否发动战争}都应当是文官说了算。当今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可美国的军人照样没有干政的权力，哪怕贵为上将，也只能乖乖听命于文职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挥，不可越雷池半步。美国总统做国情咨文时，台下的军人连鼓掌的权力都没有，因为鼓掌意味着展示政治倾向性，这是身为军人所不允许的。但美国对军人干政的严防，丝毫不影响美军的战斗力。更没有人以此为理由，说在美国当军人是下贱职业。相反，那些由穿着军装的人掌控的国家，往往都是一些很弱很落后，甚至还在处于内战中的小国_{非洲多得是}。在这一点上，宋朝的文官治国制度，领先世界近千年。

美国总统做国情咨文，只有军人和法官不鼓掌

^{美国总统做国情咨文，只有军人和法官不鼓掌}

『君君臣臣』这话，是说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这话有啥问题吗？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干啥不像啥，那社会能进步吗？如果做君主的没有君主的样子，成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做臣子的没有臣子的样子，终日想着结党营私夺权篡位，那这个朝廷就天天打架玩吧。乱世时代，都是这样。受苦的还是百姓。

『儒教』这个说法，源于满清末年的康有为，他想把儒家变成儒教，以便与基督教抗衡。可是终究响应者寥寥。不知道奴兮说的儒家在宋朝发展成儒教，是依据的什么？儒家从来就不是宗教，儒家崇拜的是祖先，是圣贤。祖先给与了我们生命，圣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因此我们对祖先、圣贤感恩。文庙中供奉孔子，是把他当做先师尊崇，而非神明。学习儒家，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更好地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这和世界上各种宗教以求神拜佛为手段，以求得死后上天堂、往生极乐世界啥的功利目的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儒家绝非宗教，也不可能成为宗教。

为天地立圣，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奴兮小姐以宋朝大臣文彦博的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来说明士大夫和百姓的对立，这也是错误的。古时候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教育也没有全面普及。大多数老百姓，只关注自己的生活。对国家大事不关注，也没法关注，因为没有报纸广播啥的，消息就靠口耳相传道听途说，这种信息交流速度是很慢的，因此也阻碍了社会共识的形成。比如汉武帝要打匈奴，如果和百姓『共治』，在全国范围内征求老百姓意见。那除了北方边境受匈奴侵扰的几个郡外，内地大部分老百姓都不会同意。因为他们连匈奴是啥都不知道，匈奴又没打到我这里来，凭什么让我牺牲安宁的生活去冒生命危险？不是因为老百姓品德差，而是因为信息交流速度慢，阻碍了正确判断的形成。所以那时候的国家治理，只能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他们有学问，眼界高，朝廷的驿站能确保各地信息的快速收集与决策发布。直到近现代，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媒体的发展，使得广大民众的参政成为可能。不要把现代的这种观念强行套在古人身上，替古代那些老百姓去争取『参政』的权力，即使给他们，他们也用不了。

『军人和工匠在宋明地位低贱，甚至和奴仆娼妓一样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这个不知道奴兮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奴仆和娼妓在那个年代属于贱籍，这个不必说。当然是否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另说，【红楼梦】里贾府的奴仆，他们的生活条件好过大多数平民百姓。这是题外话，就说军人和工匠。宋朝的军制，沿用了唐朝后期府兵制崩溃后实行的募兵制。兵源靠招募，当然，百姓也是自愿从军。宋朝军人的待遇非常优厚，拿最底层的普通士兵来说，每月发放的军粮，按照精锐程度不同，在2.5石到2石之间。而当时一个成年人的口粮大约是每月0.6石。宋军士兵一个人的军粮就能养活3-4个人。除军粮外，每月还发放的货币军饷，在1000文到300文铜钱之间，约合人民币300到100左右。另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衣服钱柴炭钱，每逢皇家庆典还会有额外赏赐，军队调动时也会发『转军钱』，打胜仗立了功，犒赏更加不少。所以在宋朝有『一人从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的说法。比唐朝初年府兵制下军人出征还要自掏腰包准备武器和口粮，不知要高出多少。南宋初年兵荒马乱，财政紧张，文官俸禄打折发放，而武官则不降。在宋朝，要想出人头地，从军也未尝不是好的选择。【水浒传】【儒林外史】中，都有『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之类的描述。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过是一个读书人为劝学所做的诗而已，岂能反映事实呢？明朝初年，受蒙元遗毒的影响，明朝延续了蒙元的军户世袭制度，但此时，明太祖使用军户制的初衷，也是觉得军户制度能让军队自给自足，不需要给百姓额外加负。明太祖曾说过『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可见，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百姓。只是军户制度越发展越走样，军户被军官盘剥鱼肉，造成军户大量逃亡。明朝中后期又恢复了宋代的募兵制。可见，军人在宋明的大部分时间里，地位都是不低的。

北宋募兵制下，军人数量连年攀升

北宋募兵制下，军人数量连年攀升。
唐朝府兵制下，军人却大量逃亡导致府兵制崩溃。

而至于工匠，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从事劳动，第一要务是生产粮食，然后才是其它的东西，所以『士农工商』中工匠排在农民之后。但这并不表明工匠低人一等，汉朝时有重农抑商的政策。而宋朝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满足食欲之余，更加看重享受生活，因此工商业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明朝初年受蒙元影响，实行匠户世袭制度，但匠户和一般百姓相比，也没有什么政策性歧视。明朝中后期，对外商贸发达，匠人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远销海内外，这并不是受尽压迫与欺凌，过着『猪狗不如』生活的人能创造的。瑞士有一位钟表匠布克，当年曾因宗教迫害被关进监狱，在囚禁期间，他被安排制作钟表。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高压手段，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后来布克越狱逃跑，又过上了自由的生活。在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环境，而是制作钟表时的心情。他总结道：『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同样，奴兮小姐口中一群『过着猪狗不如生活』的工匠，是无法完成一件件畅销海内外的工艺美术品的。

明朝陶器艺术品

原文：百姓无所谓这江山姓李还是姓赵，亦或是被外族统治，对于百姓而言，生存权方为第一正义，谁能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谁能给与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自然心向谁边，一个视百姓为猪狗的政权，一个军人低贱如粪土的国家，又有什么资格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求军人百姓挺身而出、牺牲性命保家卫国呢？

这段话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原来在奴兮小姐眼里，汉人在蒙元满清的殖民和屠杀下，生活条件居然比在大宋大明更好。蒙元满清能保证汉人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四等人还拥有『做人的尊严』。所以蒙元满清顺天应人取代了万恶的大宋大明？奴兮你一口一个『视百姓为猪狗的政权，一个军人低贱如粪土的国家』，不仅颠倒黑白，你的立场也很有问题啊，你是站在蒙元满清一边，来疯狂诋毁华夏王朝，给蒙元满清奴役汉人找合法性吗？这不禁让我想起电视剧【小宝与康熙】中，汉奸韦小宝痛斥前来行刺糠稀酋长的明朝长平公主，说你爹_崇祯治下民不聊生，当今圣上_糠稀英明神武，百姓安居乐业，你还瞎折腾啥？

吃得饱？穿得暖？

吃得饱？穿得暖？

原文：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韩国拍的那部电影【南汉山城】，朝鲜的失败投降又何尝不是我大明王朝灭亡的一个缩影呢？朝鲜君臣退守南汉山城中，与势如破竹的清军做最后的抵抗，大敌当前，那些真正用性命守城的士兵却低贱如狗般卷着草席，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而那些高贵的士大夫依旧自视清高，拒不牺牲尊严安抚守卫国家的士兵，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不顾百姓的死活，下令收缴士兵用来御寒的草席还把城中百姓的茅草屋也拆了喂马，因为高贵的士大夫们只能骑马不能走路。在仁祖面前夸下海口偷袭清军，刀逼士兵下山出战中了埋伏，把所有的过错退给了武将。

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镜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奸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料，『朝奸』竟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首先，这部电影我也看了，把茅草屋和草席拆了喂马，是为了保证朝鲜军中仅有的骑兵部队战斗力，而不是为了什么『高贵的士大夫只能骑马不能走路』。其次朝鲜虽然大量学习明朝制度，但终究有所不同。朝鲜把人分成四等：两班、中人、平民、贱民。四个等级基本上是固化的，两班贵族世袭垄断，下面的人很难有晋升空间，而且贱民按照『从母法』，一贱到底，永远不能翻身。可见，朝鲜的社会阶层十分固化，带有大量的奴隶制痕迹，虽然受到华夏文明的一些熏陶，不能改变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蛮夷的本质。举朝鲜的例子来证明中国社会也这样，是很不合适的。而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唐朝到明朝，整体上来说是越来越向下层开放的。唐朝科举基本上还只是士族内部的游戏。到宋朝，普通民众都可以去报考。而明朝时，除了极少数贱籍_{娼妓、疍户、丐户}不可参与科举_{改行后超过三代即不受限制}外，士农工商都可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唐朝时的科举录用还要参考门第，宋明则是糊名阅卷，无论何人，只拿成绩说话。怎么看，宋明的社会也比汉唐要平等得多。

原文：故而，北宋末年，百姓被剥削的苦不堪言，被贪婪的儒官群体吞噬了家产的贫民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最大的起义是方腊起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方腊义军的矛头直指整个儒官体系，起义过程中见官就杀。不旬日，聚众数万，从者如云，攻城夺池，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威震东南。此时，老百姓早就视北宋朝廷为寇仇、视儒教官员为寇仇。

【宋史】记载『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椔岭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这就是你口中的『正义之师』所做的事？奴兮小姐如果你当时在方腊占据的六个州里，你是属于那二百万被杀的平民呢，还是属于被劫掠走的妇女呢？方腊见官就杀，这有什么奇怪的，历史上哪一个造反者不是大杀朝廷命官？只不过死于所谓『义军』刀下的平民百姓更多而已。官员就官员，奴兮小姐非要夹带私货，弄个什么『儒教官员』。那好，按你之前说的，『儒教』是从宋朝才开始发展起来的，那汉唐时期总没有『儒教』吧？黄巾之乱和黄巢之乱，规模可比什么方腊李自成大多了，『甲第朱门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被他们一路杀死的官吏，是属于哪个教的？

唐诗【秦妇吟】描写的黄巢劫掠长安，杀人放火的场景

^{唐诗【秦妇吟】描写的黄巢劫掠长安，杀人放火的场景}

原文：一个民族，在如此阶级割裂的情况下，在内部互相敌视的情形下，又如何能够在外敌入侵之际拼力一致、共同抵御外敌捍卫祖国呢？于是，看似强大繁盛的汉民族在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经济与文化完全弱于自己的女真、蒙古、满清面前竟节节败退，孱弱的不堪一击，最终导致亡国亡天下的悲剧。

按奴兮你的逻辑，宋明亡国亡天下是因为『阶级割裂』，那女真、蒙古、满清内部的阶级割裂好像更严重吧？底层鞑子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能依附于主子的奴才而已。那么这些奴隶组成的军队，更应该不愿意为欺压他们的奴隶主卖命。战斗力应该比宋军、明军更弱，更加不堪一击才是。应该是宋明灭了他们才对啊，咋反过来了呢？难道只有汉人越被『欺压』战斗力越差，而鞑子一个个是受虐狂，越被欺压越忠心？

鞑子内部的绝对主奴关系

^{鞑子内部的绝对主奴关系}

原文：到了明末，民与官敌对的民族割裂现象也并未得到好转，故而闯王的一句『均田免粮』便赢得了众多百姓的支持，国家亡了，李自成攻入京城，不过数日满清入关，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异族的铁骑踏入中原，经过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汉族百姓仍旧无动于衷，没有要反抗的意识，对于低贱的百姓来说，谁来主宰这个江山他们不在乎，吃得饱穿得暖才是第一正义，直到满清颁布剃发令，对汉族百姓实行残酷的剃发易服政策，百姓们方觉不对，这才明白自己被异族统治了，于是才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满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时候，汉族人民才彻底抛开阶层的对立和仇视，同仇敌忾的抵御外敌，诸如李定国这般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也知以民族大义为先，与南明政府联手抵御清军。这时候，大儒顾炎武方才发出『亡国亡天下』之感慨，可惜此时醒悟已是为时已晚，如果甲申之前便能够上下一心的话，汉人又何至于令满清夺了天下？汉民族最终没能战胜势如破竹的清军，汉民族自此沦为亡国奴。数万万人口的汉人竟然被区区几十万的建奴所征服、统治，真真是痛彻心扉，也更值得我们在悲痛中反思。

你不是说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口号赢得了民心吗？怎么转眼又说李自成败于满清，汉人百姓无动于衷呢？这么爱护百姓的李自成，危难关头却被百姓冷眼抛弃，前后矛盾啊。原来满清入关后，到处屠城、圈地，掳掠汉人百姓为奴。百姓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满清能让他们吃饱穿暖，所以就安心当顺民了？你这是捧百姓还是在黑百姓啊？你前面说谁来主宰江山，百姓不在乎，吃饱穿暖就行。后面又说剃发易服让他们明白了自己被异族统治，才奋起反抗。那老百姓到底是更在乎吃饱穿暖呢，还是更在乎头发的样式呢？这段文字里，奴兮你前后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老百姓』在你手里就像一块橡皮泥，想咋捏就咋捏。为了证明你的观点，他们要随时变换立场和性格。一会爱憎分明，一会麻木不仁。一会像一群有奶便是娘的猪，一会又突然民族心爆棚了。看来当个老百姓还真累。

原文：当然，我们民族频频亡于弱小之民族，除了阶级的割裂和仇视之外，还有宋明以来实行的弱民防民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地方军权的削弱以及对基层组织的打压，地方无权，汉族老百姓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力。所以汉族抵抗外族全寄托在国家机器军队上，一旦国家军队抵不住，汉族老百姓便任人宰割，国家便土崩瓦解。地方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无论是面对流寇还是周边蛮族都不堪一击。

宋朝把权力集中于中央，剥夺地方权力的做法，利害都有，好处是结束了唐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让天下归于安定。不好的一面就是对抗外敌的能力变弱。但这种剥夺地方权力的做法，并不是从儒家理论中所得到的，而是法家势治的产物。韩非以前，法家分为三派：法、术、势。势治的理论是战国时代赵国人慎道提出，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其变成恐怕的对象，以便压制臣下。儒家倡导的是君臣之间坦诚相待，以忠义为纽带。宋太祖得国不正，难以用忠义服人，于是走法家这条路线，让权力集中于自己手里，解除了潜在的反叛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得国正不正，绝非迂腐的道德评判，而是对整个国家的政策和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说了那么多，只想说，不要以为宋朝崇尚儒学，所以宋朝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儒学标准的。在这件事上，儒家不背这个锅。

原文：以明末为例，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满口仁义道德、引经据典，实则自私怯懦、误国误民。打肿脸充瘦子拒不让崇祯迁都南京，早做筹谋；日暮途穷的时分宁愿国破家亡也痛哭流涕以死相谏不允许崇祯与李自成议和抗清，导致大明不得不两线作战，内忧外患无从解决；在大明面临亡国之际，崇祯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但他得来的却是皇亲国戚的一毛不拔，满朝文武的装疯卖傻……这时候那些整天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们又哪去了？最后只得逼着崇祯吊死在煤山，大明覆亡，紧接着便是亡国亡天下。倒是李自成攻下北京城，这些高贵的士大夫落入闯王的手中。在闯王的严刑逼供下，当初一个个一毛不拔的士大夫们既赔了自己全部的家当又送了命，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首先，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是否真的提出过议和，这个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自成曾在崇祯六年和七年两次通过假投降的方式从官军的包围中逃脱。第二次尤为恶劣，先是假意接受明朝的招安，等到了安全地带，竟然把朝廷派来安抚他们的官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朝廷念在他们是汉人百姓的份上，不忍痛下杀手，一次次给他们和平的机会，他们却如此言而无信，降而复叛。如果你是崇祯，你还会相信这伙无耻之徒的鬼话吗？李自成反叛十余载，所到之处见到大明宗室就斩尽杀绝，这摆明了是与明朝彻底翻脸，不走回头路的态度。换了你是崇祯帝，你会放下如此不共戴天之仇，去和他议和吗？_{现在很多人都说明朝宗室吃空国家财政。其实，明朝宗室纸面上的俸禄虽然优厚，但大部分为折钞发放，在宝钞几乎成为废纸的明末，多数宗室生活困苦不堪。关于明末宗室俸禄问题，详见附录三}

其次，崇祯南迁就能免于亡国吗？明末南方军队已经高度军阀化。弘光朝廷所依仗的『江北四镇』，注意，这个时候的明朝，可不是奴兮小姐所痛恨的『以文制武』时代了，四镇统帅加上当时的大军阀左良玉都是武将，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和唐末的节度使没啥区别。按理说，既然现在朝廷这样器重他们，他们应该有动力精忠报国了吧？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嘛。可实际如何呢？他们坐拥几十万大军，不去杀敌，反而无休止的内斗，等到满清南下时几乎未做抵抗就投降了，成为替满清开路的急先锋。这个危害，可比成百上千个文官投降危害更大吧？面对如此不忠不义的武将，崇祯南下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听话呢？事实证明了，没有『满嘴仁义道德』的士大夫来引领与节制，武将更不忠诚！

南明军阀割据图

^{南明军阀割据图}

第三，所谓『崇祯帝殉国时身边只剩一个太监』这也是无耻的谣言。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殉国的大臣有很多，详见附录四。

原文：到了南明时期，这些士大夫仍旧不反思自我，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建立全民族的抗清战线，反而出了『联虏平寇』这等昏招，倒是被士大夫们视作『流寇』的李自成的顺军始终坚定的抗清，这莫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南明的官员们宁愿与外族联手也要剿灭『贼寇』，无非是怕像京城的那些官员一样被农民起义军清算，二则依旧是等级尊卑的观念在作祟，在士大夫眼里，流寇这等贱民如何能踩在他们的头上？

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一，当时的李自成刚刚逼死崇祯皇帝，之前又残忍杀害福王朱常洵，也就是弘光帝的父亲一家子，你让弘光帝马上放下这么大仇恨去和李自成联合？这个太强人所难了吧？你一直都在苛责大明君臣为何不对李自成妥协，那你咋不说李自成把事做得这么绝，丝毫不给自己留后路呢？人都是有感情的，华夷之辨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行为准则。把你放到那种环境下，你肯和杀害你父母至亲的凶手握手言和？第二，前面说过了，李自成这货毫无信义，多次降而复叛，和这种货色联合，你会放心？以李自成的为人，真的和明朝联合，明军北伐满清时，他八成会在背后捅一刀。对南明来说，最稳妥的策略莫过于由南向北慢慢推，先对付离自己近的李自成，再图将满清赶出关外。可惜南方将领的军阀化，使得南明调不动军，最终失败。第三，你说李自成也抗清。那么之前十多年一直在背后捣乱，使得大明无法全力抗清的是谁？假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前方浴血奋战，而后方有一支军阀，天天和自己人开打，牵制国民政府的兵力和财力。最后国民政府被两线作战拖垮，日军深入后方，打到这个军阀的地盘上来了，这个军阀一看日军真的威胁到自己切身利益了，也抵抗了一阵子。能说这个军阀是民族英雄吗？汉奸还差不多。第四，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本来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却因为李自成杀害其在北京的家人，于是投降了满清，放其入关。虽然当汉奸的责任要算在吴三桂本人头上，但李自成不懂得安抚降将，把吴三桂这么一支重要力量往敌人那边推，是否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呢？

1644年4月形势图

^{1644年4月形势图}

原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耻方可后勇，从两次亡国的教训中，我们应该及时纠正我们道统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深知，民族主义必然要伴随着民权主义，必须要保障广大族胞的根本利益，如果只要民族主义而不要民权主义的话，那必然会重蹈封建地主阶级的覆辙，造成民族内部的无法愈合的撕裂，最终如宋明般亡了天下，把大好的江山拱手外族。作为一名汉民族主义者，我们应痛定思痛，摒弃等级尊卑的儒教观念，以广大汉人的根本利益为重，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构成归根结底是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唯有我们同胞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们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样，外敌当前，我们每个人才不至于无动于衷、置身事外，我们才能够团结一心共御外辱。万不可让民族内部割裂对立，万不可让其成为帮助外族人征服我们自己的利刃。

以史为鉴这句话没错，但拿着歪曲的历史『为鉴』，只能像照哈哈镜一样。前面我对奴兮所列举的宋明亡国原因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奴兮给宋明两朝和儒家士大夫以及广大乡绅阶层身上泼的污水，根本不能成立。两次亡国，主要是由于天灾和军事上的失利，并不涉及所谓体制问题、文化问题。纵观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无不是以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而感到光荣，从无辱骂、贬低祖宗的『民族主义者』。汉人的历史，总体上是光荣的，偶然原因亡国后被满清耽误近三百年。又赶上西方列强入侵，使得很多人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自卑感和不信任感。不去把账算在亡了我们天下的满清头上，而是胡乱反思华夏文化。所以才有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打倒孔家店』『废除中医』『废除汉字』这种数典忘祖的禽兽行径。而今汉民族主义再次兴起之际，应彻底摈弃新文化运动以来甚嚣尘上的左翼文化激进主义，挺起汉人骄傲的脊梁，昂首阔步走向辉煌。

附录一 宋朝对外战争胜负统计

宋辽战争：1.田钦祚三千对六万辽军宋胜2.石岭关：宋大胜，斩首辽军一万3.高粱河之战：宋败，损失一万。4.满城之战：宋大胜，斩首二万。5.雁门之战：宋大胜，斩杀辽军主将，俘虏辽军副将。6.瓦桥关之战：宋战败，瓦桥关被攻占，数位将军被俘。7.固安之战：宋战胜，李继隆打败辽军8.飞狐之战:宋胜宋军500对辽军20000，斩辽首数千级9.蔚州之战：宋胜,斩首一千级10.新城之战：宋战胜，米信克城11.岐沟关之战：宋败，死者数万。12.陈家谷之战：宋败，杨业殉国13.君子馆之战：宋败，全军覆没，死者数万。14.土磴寨之战：。宋战胜，斩首2000，俘虏50015.唐河之战：宋大胜，斩首1500016.徐河之战：宋战胜，俘获甚重17.子河汊之战：宋大胜，辽军损失十分之六七。18.雄州之战：宋战胜，辽军主帅被擒后撤退。19.瀛洲之战：宋战败。20.莫州之战：宋大胜，斩首一万。21.长城口战役：宋战胜22.威虏军之战：宋大胜斩首两万，筑京观，辽『号恸满野』23.遂城之战：宋胜，杨延昭扬威24.羊山之战：宋大胜,杨延昭追击到辽国境内。25.望都之战：宋战败。26.檀州之战：宋胜，射杀辽主帅萧挞凛，辽请和，檀渊之盟27.宣和伐辽：宋败，收复燕蓟统计一下：27场中宋胜19负8，胜率70.37%宋夏战争：1.三川口之战：宋败，2.好水川之战：宋败，3.定川寨之战：宋败，之后庆历和议，4.大顺城之战：宋胜，西夏撤围。5.定羌城之战：宋胜，设置熙和路，羌人归降30余万帐。6.西使城之战：宋胜斩敌首二千级克城7.天都山之战：宋胜斩首数千焚毁西夏行宫8.无定川之战：宋大胜打败铁鹞子八万，斩首八千级，种家军扬威9.延州之战：宋胜，沈括三千宋军打败西夏数万10.葫芦河之战：宋大胜打败西夏十万大军，11.灵州之战：宋败，撤军。12.永乐城之战：宋败，全军覆没13.洪德城之战：宋胜，折可适缴获监军已下铜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龙牌14.一次平夏城之战：宋胜，，缴获牛羊十万头。15.二次平夏城之战：宋大胜，西夏几十万大败16.银州之战：宋胜，韩世忠登城斩将。17.横山之战：宋胜，攻占横山。西夏王求和统计一下：17场中宋胜12负5，胜率70.59%宋金战争：1.宋金太原之战：宋战败，太原被攻陷。2.第一次开封之战：宋败，宣和合约3.第二次开封之战：宋败，陷落，徽钦二帝被俘，4.黄天荡之战：金进攻。平局。韩世忠成功围困金兀术40余天。5.富平之战：宋败。6.和尚原之战：宋大胜。7.饶凤关之战：宋大胜。8.仙人关之战：宋大胜9.岳飞第一次北伐：宋大胜，收复襄阳府、唐州、信阳军等地。10.大仪镇之战：宋大胜，金兵相蹈藉没溺死者不可胜计。11.顺昌之战：宋战胜，金惨败12.郾城之战：宋大胜，铁浮屠覆灭13.颖昌大捷：宋大胜，岳云八百骑兵以一打败二十倍金兵14柘皋之战：宋大胜，杀敌约一万。15 剡家湾之战：宋大胜，俘虏约一万。16皂角林之战：宋大胜，斩杀万户一名，俘虏数百。17.唐岛之战：宋大胜，以三千宋军全歼金国水师七万。18.采石之战：宋战胜。金兵几十万崩溃19.海州之战：宋大胜，杀敌数千，金军损失近半。

20.隆兴北伐：宋战败，隆兴议和21.开禧北伐：宋战败，嘉定和议22.仆散揆攻宋之战：宋战败。嘉定议和23.六合之战：宋战胜。金兵惨败。24.襄阳枣阳之战：宋战胜，金军损失惨重25.灭武仙之战：宋大胜，金兵十万全军覆灭26.蔡州之战：宋战胜，孟珙灭金。统计：宋金26战，宋胜18，平1，负7，胜率69.23%宋蒙战争：1.沔州之战：宋战胜，曹友闻大败蒙古数万2.真州之战：宋战胜，打败十倍蒙古军。3.阳平关之战：宋败，损失数千。4.江陵之战：宋战胜，连破敌二十四寨。5.黄州之战：宋战胜，蒙古军死亡十之七八6.庐州之战：宋战胜，蒙古军死伤甚重7.京襄之战：宋战胜，收复京襄。8.大垭寨之战：宋战胜，蒙古大败9.余玠防蜀之战：宋战胜，10.寿春之战：宋战胜，吕文德大败蒙军11.纽磷攻四川之战：蒙古战胜，四川陷落。12.鄂州之战：宋胜，13.钓鱼城之战：宋胜，打死蒙哥汗。14.虎啸山之战：宋败，损1000余。15.襄樊之战：宋战败，樊城被攻陷，襄阳投降。襄阳失陷之后宋朝败局已定大势已去，之后多为元军扫尾收拾残余并无多大意义不在统计范围统计：宋蒙15战，宋11胜4负，胜率73.3%，

附录二：明末自然灾害_{节选自文章【从某公众号故意抹黑崇祯和明朝谈起，反驳一些对崇祯的偏见】}

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末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这大概已经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了。而且当时的自然灾害并非仅仅限于中国，而是全球性的。许靖华在【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说『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10Ka以前的冰川融化期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_{也即小冰期}』。而明末所处的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正是这样一个向小冰期转变的时代。　　李隆生在【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一书中对当时这种全球性的危机有比较生动的描写『17世纪中叶是一个全球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几乎整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都发生动荡和暴乱。例如1648-1653年法国投石党运动；1642-1660英国发生的大反叛_{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33、1634、1637、1645、1648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动乱；1628-1644年中国的农民暴动；1624、1647、1664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动』『17世纪中叶，普遍发生的全球性危机_{十七世纪危机}，除了每个事件背后的地区性原因外，一定存在一个共通的因素。……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Romano考察欧洲的国际贸易、工业、农业，发现如下的三项重要结论，……大概在1600年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停滞，在失去农业部门的支持，商业和工业部门在1620年以后也失去成长动力；1620年以后的17世纪，除荷兰外，整个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Romano因此认为1620年前后，「不仅代表一个世纪的断裂，也决定一个新世纪的特性」』『1630年代末期和1640年代初，日本北方一连串不寻常的凉夏以及其他地方的旱灾、水灾、减少谷物收成，特别是1641-1642年的大饥谨，造成许多人畜死于饥饿与疾病。……到164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p151-153]　　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与危机中，中国发生的情况最为严重。『远东地区也没能逃过全球变冷的冲击。17世纪明朝末年华中地区又冷又干。最后两位皇帝天启和崇祯统治期间出现了最恶劣的气候。在40多年里_1601-1644年，历史学家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的严重干旱。在河南，据记载在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

在【中国人口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场明末连续大灾的更详细的记载，不妨摘录一下，看看当时的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17世纪上半叶，北中国进入一个日趋干旱的时期。1630年——1640年，北方旱情进一步发展，终于酿成了继1580年以后又一次大旱灾。华北乃至华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与此同时，华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范围的蝗灾草叶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

首先来看明末旱灾的情况：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所【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对各种历史文献记载的水旱灾害的等级作了以下划分。

1级：持续时间长而强度大的降水、大范围大水、沿海特大的台风雨成灾。

……

4级：单季、单月成灾较轻的旱、局地旱

5级：持续数月干旱或跨季度旱，大范围严重干旱。如「春夏旱，赤地千里，人食草根树皮」、「夏秋旱，禾尽槁」、「夏亢旱，饥」、「四至八月不雨，百谷不登」、「河涸」、「塘干」、「井泉竭」。[p405-406]

『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一书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1580年—1630年，每五年大旱与大涝的比例为62：18，1635年—1645年的这一比例为45：11，这表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期，全国进入了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中国人口史】分省列出了明后期的旱灾情况，其中普遍情况是万历十几年左右前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发生大规模的旱灾，然后是崇祯时期的旱灾，由于本文内容关系，我们只摘录万历末期到崇祯时期的各地旱灾情况，对于万历前期的旱灾就不摘录了。

陕西地区：『万历四十四年，陕西西部地区普遍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元年、二年，陕西半数以上地区出现特大旱灾。崇祯二年至七年，个地区的旱情连绵不断。依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崇祯八年，西安、延安、榆林和临洮四府出现特大旱灾，次年，波及平凉、巩昌二府。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约有半数的府遭受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陕西再次发生全省性的特大旱灾。次年旱情持续』『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山西地区：『万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三年中，山西又遭受一轮新的特大旱灾的打击。……万历三十七八两年，山西再次遭受全省性的特大旱灾。以长子县为例。万历三十七年「大旱岁荒，斗栗钱二百三十有奇」，……自此至万历四十六年，山西灾情一直不断』『崇祯六年，除大同府外，山西各地发生特大旱灾，崇祯十年、十一年连续两年发生全省性特大旱灾，十三年除大同府外，地均为特大旱，十四年潞安府无灾，其余各地仍遭特大旱灾袭击。……太原府直到崇祯十六年，年年都有特大旱情。山西农业在旱灾的打击下几至崩溃』

河南地区：『万历四十四年，河南府出现特大旱灾，其他各府也都有旱情。万历四十七年，北部各府特大旱，以后三年，汝宁府连续三年遭受特大旱灾。崇祯七年开始，河南全省转入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出现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他省份的情况一致』

北直隶：『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北直隶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二十九年为除少数地区以外的全省性特大旱灾。万历四十三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度爆发。此后两年，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笼罩在旱灾的阴影下。这一时期中，北直隶地区始终可以看作山西灾区的外延。

崇祯九年开始，北直隶的气候明显趋旱，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旱情发展到顶点，北直隶遭受全面的特大旱灾』

山东地区：『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全省特大旱』『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的特大旱灾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辽东地区：『崇祯年间，辽东气候正常，未出现异常波动』

南方地区：『万历十七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方地区不见有全局性的特大旱灾发生。崇祯大旱在南方发生的时间也迟于北方』崇祯九年，苏南、浙江和江西北部发生特大干旱。崇祯十三年，南直隶普遍遭受特大干旱，崇祯十四年，湖广地区出现全局性特大干旱。

其次再来看崇祯特大蝗灾。

旱灾之后继之以蝗灾是通常现象。崇祯期间的旱灾从范围和强度来说都是特大级别的，蝗灾也是特大级别。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崇祯十年的蝗灾区，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在十一年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上千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的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在有利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蝗灾重要危害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害，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蝗灾区的北界已北推至顺天府密云县一带。长江三角洲在连续两年干旱气候影响下，蝗灾大面积发生，形成了长江流域蝗灾的开始期。

到了崇祯十三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

明末时期第三大自然灾害就是鼠疫大流行

根据记载，万历初期的时候，北方地区也曾经爆发过鼠疫大流行，这里不作摘录介绍，主要是摘录一些崇祯时期各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

山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谨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崇祯十七年_1644年，潞安府爆发鼠疫大流行「秋大疫，……有阖门死绝绝无人收葬者」』

北直隶：『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至少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

『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死亡人口比率相当高，有知是年疫情向真定、保定、顺天乃至京师传播』

『崇祯十六年的几条记载表明这一轮瘟疫的流行仍为鼠疫。如在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炎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是疫传染之烈，让人「惊畏」，联系周遍各县的情况来看，当然应该是鼠疫了』

『从北京近郊通州和昌平的疫情可以推知北京城中有可能陷入同样的传染病肆虐中。查【明史.五行志】，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实际上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同样有北京城内发生大瘟疫的记载，如崇祯十四年『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崇祯十六年『

秋七月，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初进军北京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瘟疫流行之后充斥病弱的空城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没有遇到象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轻易攻克北京，而事实上进占北京以后，李自成军队可能也感染上瘟疫。不仅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在北京撤退的沿途传播瘟疫，正因为如此才有如下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区，皆大疫，不经者不疫』『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河南与陕西：在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崇祯九年，十年，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也都发生大的瘟疫流行。

上一段资料，事实上在明朝末年的历史记载里，除了有相当的资料记载有关人为制度方面的影响外，亦记载了许多相关的自然环境资料，而这些自然因素都是促成明末动乱的重要因素，只是过去大家住重的多半是人为制度的影响，对于这些间接促使影响人为活动的背景因素却可能忽略了。对于当时明末所处的整个气候环境背景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去探究造成明末动乱的真正因素。

寒冷的明末：

明代的气候上承元代为一个寒冷的时期，整个时期皆相当的寒冷。明末冬天严寒，没有「冬无雪」的纪录，甚至连夏季都下雪，更有甚者，还有「夏雪」连年的状况，这些皆在在显示出，明代以至明末，整个寒冷的状况。在明代气候异常寒冷的纪录相当的多，以下及举列出几个较为明显的地方作代表，并标示出记录的文献：

四川通志：『明熹宗天启三年_{耶诞1623年}夏五月，四川天降大雪，积数尺，树枝禾茎尽折。』

　　四川位于盆地地形之内，四面为高山所围绕屏障_{北有大八山}，不受北方寒冷气流的影响，因此，冬天气温较同纬度地区来的高且温暖，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物产丰富。可是向来以冬暖着称的四川，在明代文献记载当中，不但下起了雪，而且是在炎炎夏日，下了数公尺的雪。这不但证明了，气候的异常，亦显示出当时气候的异常寒冷。

云南通志：『明神宗万历二十九_{耶诞1601年}年九月，云南大雨雪』

云南通志：『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_{耶诞1610年}四月壬寅，贵州暴雪，形如土砖，居民片瓦无存者。』

明史记载：『夏六月，云南临安大风甚寒，民多有冻死者，鸟雀亦多冻死。』

云南的气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向来以四季如春而闻名，常年冬天不下雪，但在明末异常的气候状态下，九月晚秋里，连云南亦下起暴雪，损坏房舍不说，竟然寒冷至冻死人，可知当时气候之寒冷。

明末大旱

明末除了气候寒冷之外，整个环境亦呈现出相对干旱的状态。早在明末之前，明朝中期_明世宗起已出现了所谓的大旱状况，而且几乎连年都有，情况也愈来愈严重，一直延续到明末。如下即是干旱的记载的记载：

明世宗嘉靖二年_{耶诞1523年}湖广大旱，殍流无算；腾冲亦旱。嘉靖五年_{耶诞1526年}浙江、江西、福建各省大旱。嘉靖七年_{耶诞1528年}华北各省大旱；湖北亦大旱，饥人相食；四川亦大旱。嘉靖十七年_{耶诞1538年}河北、山东、陕西、福建、湖北、湖南大旱，各处饥民流聚京师。嘉靖二十四年_{耶诞1545年}浙江、湖北大旱。福建两年大旱，民饥死载路。

明神宗二十九年_{耶诞1601年}京房大旱，贵州旱；云南省城大旱，民饥。万历三十七年_{耶诞1609年}山西大旱，民饥；怀庆、延安、沔阳大旱；浙江台州旱，井泉皆涸。万历四十六年_1618年黄安及广州大旱，民饥，南宁尤甚，死者白骨叠立。

明熹宗天启四年_{耶诞1624年}山西静乐旱，广西阳朔县旱饥，民变。

明毅宗崇祯六年_{耶诞1633年}山西大旱；陕西西安旱饥，饿殍遍途，米脂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崇祯十三年_{耶诞1640年}山东连岁大旱，天下大饥，人相食，盗贼破邑城；浙江嘉兴、绍兴旱蝗，诸暨旱。

承接着明朝中期而来的干旱状况，在明末持续恶化，就如上记载所代表的，明末动辄干旱的情形，不但造成饥荒，更有甚者，持续大旱的状况使得原有因饥荒而产生的流民，反而成为盗贼四起作乱，冲破城邑。明毅宗崇祯年间，约莫从崇祯六年至十六年间_{耶诞1633∼1643年}，共出现了八次的大旱，其中崇祯十三年_{耶诞1640年}更出现了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这样的严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但在明末却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造成明末民不聊生，人相食的悲惨状况，之后，民乱四起，盗贼更四处破城掠夺，终导致明朝政权的灭亡。

史料里面的记载也说：崇祯三年因天旱很久，居文华殿行斋，告诉百官修身反省。十二月一日，增派田赋充当军饷

四年春正月己卯，流贼陷保安。丁酉，御史吴甡赈延绥饥民。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

崇祯六年₁₆₃₃正月二十八日，派使者分别监督直隶欠交赋税。四月八日，免延安、庆阳、平凉新旧辽饷。

七年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民大饥。发帑赈陕西、山西饥。

崇祯八年户部尚书侯恂请求严格征收新旧欠交赋税，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九年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赈南阳饥，蠲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免畿内五年以前逋赋。十一月丁未，蠲山东五年以前逋赋。

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三月十二日，赈救陕西灾害。九月，陕西、山西天旱饥荒。二月四日，派使者监督直隶省欠交赋税。

十一年春六月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九月，陕西、山西旱饥。

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己酉，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七月十四日，减免唐县及其他四十州县去年田租的一半。

十三年春闰正月乙酉，赈真定饥。戊子，赈京师饥民。癸卯，赈山东饥。三月赈畿内饥。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赈被蝗州县。八月甲戌，赈江北饥。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

十四年命驸马都尉冉兴让等赍帑金赈恤河南被难宗室及人民。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山东寇起。

十五年二月戊申，赈山东就抚乱民。十一月庚午，发帑赈开封被难宗室兵民。正月十八日，减免天下崇祯十二年以前欠交赋税。

十六年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京师自二月至于是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

以上是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每年自然灾害的记录及应对。

西北地区自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到了崇祯初年，灾情已经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行人司行人马懋才曾经向皇帝陈奏过自己家乡延安府安塞一带的灾情：乡民采集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草食尽，则剥树皮而食，终而树皮也吃尽了，只能挖掘山中的石块而食。最可怜的，如安塞城西有一个粪坑，每天必有几个弃婴被扔在里面，有的哭号呼其父母，有的吃那里的粪土。更可怪异的，年幼童稚及独行者一出城外，就会全无踪影。后来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作柴，煮人肉为食，才知道以前失踪的人都被吃掉了。而吃人的人几天以后也会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于是，死尸横陈，臭气熏天。

进入崇祯9年₁₆₃₆之后这年春天，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灾情还在蔓延。三月，山西巡抚吴甡奏报：晋南闻喜、沁源等处大饥，人相食；河南巡抚陈必谦等人相继奏报：南阳、南召、裕州_今方城一带村落荒凉，树皮都已经被剥尽，有母亲把儿女煮食的；陕西仍是没有止境的旱灾、蝗灾，有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洪涝。面对遍地饥馑，在那个科技还尚不发达的年代里，上层一筹莫展，只能对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钱粮，但对于嗷嗷将死的饥民来说，减少一点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持续了十几年，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帝在崇祯13年₁₆₄₀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_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

赴任途中飞章进言说：『我从静海走到临清，一路上看到百姓饥饿而死的有十分之三，病疫而死的十分之三，做了盗贼的十分之四。米一石值二十四两白银，人死后活人拿他来吃了充饥，希望陛下为下边的小百姓来考虑考虑吧！』又上书讲『：我从鱼台到南阳，一路上看到流寇杀人放火，乡村、城市都化作一片废墟。其他饿死病死的百姓，尸体堆在河边，使河水都不能流淌了，对百姓的赈济怎么可以不立即进行呢？』过后他又陈述了安抚百姓消除贼寇的策略，请求丈量荒田，清查逃亡户口，给流民以生存的喜乐，鼓励他们耕种的心思。

新任保定巡抚徐标进京入对，向皇帝报告了一路的见闻：『臣自江淮来，途经数千里，见到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就是没有被攻陷的城市，也仅存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路上竟没有遇到过一个耕田的人。皇上几乎没有人民，没有土地了，如何还能达到天下大治呢？』这一番悲观的实况和悲观的论调让崇祯帝更为悲观。

以上就是明末尤其是崇祯年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合并发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崇祯年代爆发的大饥荒在当时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事实上光在崇祯年爆发的各种大饥荒，水旱蝗灾加起来，几乎可以抵得上整个宋代爆发的灾荒。而在古代中国的这种情况下，处于当时的科技水平，生产力和生产状况等等，并不足以抵挡如此声势浩大的，遍及整个北中国和部分南方的灾荒。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出现饥民变为流民，流民加入造反，然后满清后金再趁乱大肆劫掠。明朝政府为了剿灭流民和后金，则不得不加派赋税，而这些又落在了已经因为灾荒而满目疮痍的人民头上。于是饥民不断造反，后金继续趁火打劫，陷入恶性循环当中，直到明朝灭亡。

附录三：明朝宗室的俸禄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所定宗室俸禄如下：

·亲王岁禄万石

·郡王岁禄二千石

·镇国将军岁禄千石

·辅国将军岁禄八百石

·奉国将军岁禄六百石

·镇国中尉岁禄四百石

·辅国中尉岁禄三百石

·奉国中尉岁禄二百石

·公主及驸马都尉二千石

·郡主及仪宾八百石

·县主及仪宾六百石

·郡君及仪宾四百石

·县君及仪宾三百石

·乡君及仪宾二百石

然而，这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实际发放则差很多：

洪武二十八年又令晋、燕、楚、蜀、湘府禄米如数拨给；代、肃、庆、辽各府远在边陲，民少赋薄，岁给五百石；齐府一千石；秦府嗣王年幼，岁用粮米按数拨给。

亲王的法定俸禄是每年一万石，但有一半的亲王，拿到手的俸禄不过500石，仅为法定数额的二十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数量增多，朝廷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对各级宗室的俸禄一压再压：

嘉靖四十四年定【宗藩条例】，规定郡王、将军禄米七分折钞，中尉禄米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诸王亦请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二千石。嘉靖年间宗室庶人月给米六石，万历年间减至二石或一石。

也就是说，郡王、将军一级的宗室，俸禄的70%是以宝钞的形式发放的，中尉一级则为60%，宗女高达80%，在明末宝钞已经贬值到和卫生纸差不多的情况下，这种发放形式无疑是在变相减俸。以至于明末大量宗室生活困苦。嘉靖年间御史林润上奏曰：『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因为明朝宗室饿的号呼道路，当官的都怕他们因为饥饿造反了。

附录四：明末大臣殉国一览表_{仅为一部分，更多由于战乱难以统计}

左都御史李邦华投水自杀。左都副御史施邦曜自杀。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自杀。大理寺凌义渠上吊自杀。庶吉士魏学濂自杀。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全家投井自杀，御史陈良谟全家投井自杀。吏部许直投水自杀。兵部成德全家上吊自杀。户部吴甘中全家自杀。兵部主事金铉全家自杀。留名者有吴征，王章，于腾蛟夫妇总计不下百人，尚有无法统计者。全家自杀有马世奇，刘理顺，周凤翔，汪伟不下百家。

高其勋参将。陈正指挥使。王承宪游击。王士杰县丞。段见锦教授。杨明盛经历。魏崇治司狱。单国祚典史。高拱极举人。杨士俊举人。吴子骐乡官。刘管乡官。杨元瀛乡官。曾异撰知州。米寿图御史。耿廷箓监军。马干者知州。席上珍举人。何思知州。金世鼎举人。冷阳春知州。夏祖训知县。段伯美举人。陈昌裔知县。杜天祯举人。廖履亨进士。徐道兴经历。焦润生知府。刘廷标通判。罗国瓛巡按。王运开推官。沉迅给事中。范淑泰进士。高名衡侍郎。马从聘进士。耿荫楼员外郎。徐汧右庶子。鹿善继太常少卿。薛壹鹗知州。周遇吉总兵。翁之琪总兵。刘肇基左都督。余煌尚书。李向中尚书。张亮右佥都御史。丘祖德右佥都御史。沉犹龙右佥都御史。周定仍右佥都御史。熊汝霖大学士。沉辰荃大学士。朱大典大学士。张国维大学士。乙邦才副将。马应魁副将。庄子固副将。楼挺副将。江云龙副将。李豫副将。陶国祚参将。许谨参将。冯国用参将。陈光玉参将。李隆参将。徐纯仁参将。李大忠游击。孙开忠游击。姚怀龙都司。解学曾都司。汪皞光禄少卿。朱旻如镇西将军。周震中书舍人。吕大器侍郎。侯伟时主事。那嵩土知府。任民育知府。曲从直同知。王缵爵同知。周志畏知县。罗伏龙知县。杨振熙盐运使。吴道正知县。王志端县丞。汪思诚副将。何刚知府。吴尔埙进士。黄端伯主事。刘成治郎中。吴嘉胤主事。龚廷祥中书舍人。陈于阶博士。陈用极司务。王壹斌游击。张良佐都司。刘统都司。王廷佐都司。王道焜同知。顾咸建知县。高岱主事。叶汝崖主事。伍经正知府。邓岩忠推官。方召知县。朱永佑侍郎。刘世勋安洋将军。左懋第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右佥都御史。张肯堂右佥都御史。袁继咸右佥都御史。张名扬左都督。郑遵俭通政使。董志宁给事中。朱养时郎中。林瑛主事。江用楫主事。董元主事。朱万年主事。顾珍主事。李开国主事。顾中尧主事。苏兆人中书舍人。戴仲明所正。顾明楫参谋。刘朝太监。李待问知县。陈子龙给事中。夏允彝主事。鲁之与副总兵。汤芬参政。林嵋给事中。都廷谏知县。太监自杀者以百计，大部分连名字也没留下，北京保卫战守备太监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皇亲国戚自杀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刘文炳全家十六口。卫时春全家十八口。皇亲属于外戚家族全家自杀超过壹百家。另有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另外后宫周皇后带头自杀，崇祯帝嫔妃并不多，基本自杀。另外更加早的有明朝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孙承宗全家七十口于河北高阳县，比较出名，有明末岳少保之称的卢象升战死河北嵩桥。后南明死忠者有著名的史可法战死扬州，刘宗周死杭州，还有官员全家自沉船死海上，官员独自到南京死，为的就是留名证明自己的气节。由于自杀官员者众，至少有上千人名字都难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