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邱漢生先生【四書集注簡論】

一、和侯外廬學派的交往

目前學術界已有眾多學派，與西漢經學分派一樣。如【周易】研究有金景芳學派，政治思想史有劉澤華學派等。近日亦見侯外廬學派之名，其學派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應是【中國思想通史】這部巨著，其後著有【宋明理學史】。兩部書的學者群主要是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中國思想史硏究室的成員，按其師弟子代際傳承算，如今已是第四代傳人了。

我是馮友蘭先生的學生，作他的硏究生是在1962年至1966年。說來很奇怪，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我竟然從來沒有閱讀過馮先生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國哲學史】和【新理學】。當時，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論朱陸異同】，竟然也沒有讀過這些著作。相反，我在1962年卻特意購買了【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期間讀了多少遍已記不清楚了，但書中第一卷上篇和中篇論孔子的一部分我作了許多標註，勾勾劃劃，肯定是認真讀了的。書中還夾有我寫的第78頁講禮器的一段摘錄文字：

『禮』是一種特別的政權形式，即所謂『禮不下庶人』，『禮所以別貴賤、序尊卑者也……這一種制度，藏在尊爵彝器的重物之中，這種宗廟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古代法律，形成了統治利用階級分化而實行專政的制度；這種權利義務專及於一個階級的形式，完全是為了周代氏族貴族而設的一套機械……。』

這頁摘錄也算是那個時候留存下的可貴的『文物』了，誰知它竟因夾藏在【中國思想通史】之中而得以保全，也是難得的機緣與福分了。

^{【中國思想通史】一書中的標註}

^{關於禮器的摘錄文字}

那時我對『中國歷史分期與社會性質』問題很感興趣，1961年在北大哲學系上本科時，就購買了【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一書，閱讀了不少相關的文章，也閱讀過侯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因此，在潛移黙化中就形成了和『侯外廬學派』類似的研究思路，受此影響，我的【漢代思想史】的思路不是單純的概念分析，而是注重與漢代社會歷史的結合。湯一介先生曾經問過我為什麼不取【漢代哲學史】的書名，我只說許多內容不是哲學史所能容納的，今天看來，其實也是受到【中國思想通史】的影響。書中【鹽鐵論】一章亦曾引用【中國思想通史】的觀點。1990年當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訪問時，余英時先生和我閒談時說到，一看你的【漢代思想史】，就知你一定讀過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我的那本書也引用了余先生【中國古代士階層史論】的觀點。余先生辦公桌上放着的幾本書中就有我的【漢代思想史】，這本書也是東亞系博士生的教材參考書。不管是否與侯外老學派的硏究思路類同，但肯定是受其影響的。

【宋明理學史】上、下兩卷，是侯派的理學硏究巨著。這本書是我在人民出版社哲編室工作時親自邀稿並作責任編輯，後由葉顯良先生作責編，於1987年我到新加坡作硏究之前就已出版。現在我仍然記得第一次在外老家中應約同主編之一的張豈之先生見面的情形。隨後又幾次到外老家和編寫組的成員聚談，並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我本來沒有拍照的習慣，當時的情形也記不太清了，大概是侯老的兒子林英幫助拍攝的。物轉星移，這張照片留下了如此難忘的瞬間，彌足珍貴。照片前排是外老和邱老。後排自左至右是姜廣輝、黃宣民、本人、廬鍾鋒、葉顯良。那個時候，外老身體很虛弱，我沒有過多請教，但令我印象特別深刻、至今未忘的一句話是：『他們（當時學者）送我的書，我從來都是不看的。』

^{金春峯先生（後左三）與侯外廬先生（前排左）、邱漢生先生（前排右）等學者合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人民出版社哲編室工作時（1966至1988年），曾主持重印過【中國思想通史】。

邱先生是侯外老的戰友，擔任【中國思相通史】第二卷的主編，【宋明理學史】也是他和張豈之先生任主編。邱先生國學根底深厚，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水平很高，於思想史有獨到見解。邱先生任職於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我的同行和前輩。1987年我在【孔子研究】第1期發表了【論孔孟荀思想與個人人格或尊嚴之關係】一文。邱先生讀到後，非常讚許，給我打來電話，我特地前往他在沙灘附近的家裏拜訪。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他說的一句話：『把問題講清楚了。』這句話應該是老一輩學者對一篇文章很高的評價了。當時會面的情形到現在還歷歷在目，邱老憨厚、慈祥、和藹、篤實的模樣，一直銘刻在我的心頭。1997年我在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部分論文集【哲學：理性與信仰】時，特意收錄了這篇文章。文章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有理有據，現在讀來，仍可獲益。遺憾的是，1988年我出國後再也未能與邱老相見。

二、【四書集注簡論】

邱老於1980年出版【四書集注簡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似乎邱老在四十年前就預見到了『四書學』和朱學的興起。對於一位習慣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硏究思想史，又特別注重唯物主義的學者來說，斯亦奇矣。書中【宋明理學史】的【朱子】一章，邱先生親自執筆，可謂駕輕就熟。我當時就買了一本，但並未多讀，和邱老晤談時，也未曾提問請教。以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訪問，撰寫【朱熹哲學思想】時，才重讀其書，深感於邱老對朱熹的硏究如此富有創見和卓識，其中好多觀點得人之先，在那個年代可謂是不同凡響。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重要性，學界已成共識，我不必贅述。可以說無【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就不成其為朱熹，新儒學就不成其為新儒學。新儒學之所以能取代老的經學，成為新經學，進而成為南宋以後學術思想與意識形態之中堅與主導，全有賴於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的完成與出版。現今的【朱子全書】幾十冊，即使大部分被刪掉，只要有此【四書章句集注】一書的存在，朱熹的地位就不可動搖。相反，其他註疏和著作再多，也無法使朱子成為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在今天對研究朱子及宋明理學之重要，於此可以窺見。邱老抓住【四書章句集注】作簡論，可謂抓住了朱熹硏究之核心與基本，書雖簡而重要性則無可比擬，硏究朱熹，邱老的這本書完全可以作為嚮導。

【四書集注簡論】篇幅不大，言簡意賅，其內容分【緒論】與【本論】（一、二、三、四）及【附論】三大部分。特別具有創新性與精彩的是【緒論】部分。其中概述了朱熹為【四書章句集注】所作的巨大工作和付出的精力與心血，以及如何使其成為新經學——新儒學的過程，道出了朱熹貫注於其中的思想精華與核心所在。由此入門，讀者才可以了解【四書章句集注】之義理與精神。

『四書』中【論語】和孔子的地位早已在尊聖與尊經之列，漢代起已被學界所公認。【孟子】則不然，漢代時它只是子學之一，地位遠不能與【論語】相提並論。北宋的司馬光、李覯等皆批評【孟子】，直到二程才開始予以嘉許。【四書集注簡論】指出，一直到朱熹寫【讀余隱之尊孟辯序】，才真正結束了爭論，奠定了【孟子】與【論語】並尊的地位。這篇【序】也成為了解朱熹【孟子集注】思想的核心與指南。假如離開【序】，另在『心統性情』之『統』字上大做文章，巧立新解，認為【孟子集注】的思想由『心』後天從外界攝取『性與情』而統之於心內，這是荀學，是從根本上背離了朱熹的思想。

在【讀余隱之尊孟辯序】中，朱子說：

『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

【朱子文集】卷七十三

心學思想清晰明徹而確定，不由此解朱子之【孟子集注】思想，而另在『統』字上大做文章，可謂盲人騎瞎馬，不入歧途就是怪事了。

關於【中庸】，人心道心，從二程就開始討論，但未曾將其與『十六字心傳』相聯繫，與【中庸】相聯繫，更未賦之以『道統說』，對【中庸】的認識可謂是游移未定。【四書集注簡論】指出，真正確立了【中庸】在【四書】中之統帥地位的是直至朱子六十歲定稿的【中庸章句序】。這篇【序】的核心是確立由伏羲開始的『道統』傳授統系——經堯、舜等至孔子、子思、孟子而直至北宋的二程。『道統』的內容則是【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個字。這十六個字又是朱子改定【序】時特意加上的，可見其重要性，以及體現出朱子【中庸章句】之精義所在。

【朱子語類】：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慾，卻是有兩個心！人只有一個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非有兩個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個物事，但所知覺不同。』

【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以『知覺得道理底』與『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並列相對，可知『知覺』都是本具於心之『知覺』。朱子在【觀心說】說：『夫謂人心惟危者，人慾之萌也，道心惟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其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有如康德所謂『理性』是一個，但有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分。人心道心屬於實踐理性，從『善的意志』（天理）發出的真的道德行為是『道心』，夾雜人慾私心或直從私心發出的反道德的或貌似道德的行為的是『人心』。故朱子的語錄幾乎都明白地指出，『道心』即孟子『四端之心』『仁義之心』。但在牟宗三先生這樣的朱學大家那裏，一大冊的釋朱子思想著作，卻找不到【中庸章句】及朱子【序】的影子，更遑論對其義理的解釋了。

關於【大學】，時至北宋，一直未被人注意。直到二程才開始整理成章句，但談不上對其義理的系統闡釋。這項工作也是由朱熹【大學章句】才完成的。【四書集注簡論】指出，其核心思想，精義所在，是朱子代聖賢立言所寫的【格物致知補傳】。故不了解【補傳】，或對其錯解，也就從根本上談不上對【大學章句】以至【四書集注】有真正的了解。而正是在對【補傳】的解釋上，邱老眼光獨到，石破天驚，突破了胡適『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說』，和馮友蘭先生的認識論式的錯解，指出：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是並不等同於『人心之靈，莫不能知』的。除了『人心之靈，莫不能知』的意義以外，它還具有『人心之靈，莫不有其知』的更重要的意義。……『心之體』與『心之用』發揮極致，就是朱講的『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心之體』體現了天理……人心莫不有的『知』就是天理，它是先驗的，是先天固有的，是無所倚着於物的，是脫離了客觀世界而獨立存在的。

【四書集注簡論】第89頁

反觀胡、馮兩先生，正是把『人心之靈莫不能知』當成【補傳】的唯一的意義，而忽視抹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從而把【補傳】由真正的『心學』改而為主客對立的認識論與自然科學的硏究方法論了。牟宗三先生又進而以之解讀全部【四書章句集注】，於是朱熹就被變成荀子與荀學了。『別子為宗』，岐出於儒學孔孟正統之外，就這樣輕率地被定性，從而把朱子開除出孔孟『道統』之外了。

故【四書集注簡論】可謂是撥亂返正，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聖學之作。當然囿於當時流行的唯心唯物兩軍對立的一些影響，邱老還未能將【補傳】完全置於倫理道德的範圍內，徹底貫徹朱子之先驗的良知式的『知』與『已知之理』的心學方向，將胡馮兩先生錯解之影響徹底掃除。但這是時代使然，不能苛求於前人。僅憑邱老如上之灼見所給予後學硏究的啟迪，其貢獻之巨大，完全可以立於學術史冊而不朽，永立而不拔。

邱老於1992年離世，當時我正在美國，未得訊息。近二十年過去了，如今捧讀【四書集注簡論】，常常如見其人。僅以此文作為對邱老的紀念。

20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