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樂論】中道家音樂理論的特點[轉]

　　 中國古代漫長的音樂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許多具有道家思想的音樂理論，它反映了道教乃至道教音樂對古代中國音樂的影晌。我們知道，奠定儒家音樂理論基礎的是先秦時期荀子的【樂論】，而道教音樂理論的濫觴則當推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和阮籍的【樂論】篇。通過荀子【樂論】中的儒家音樂理論和阮籍【樂論】中的道家音樂理論的對照，可以看出後者在音樂理論上具有明顯的特點。
　　荀子【樂論】針對墨子『非樂』的主張，提出音樂的產生和人們對於音樂的需要，是『人情所必不免』的觀點，認為人的內在『性術之變』，即內在的思想感情的變化可以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反映人的各種思想感情變化的不同音樂，能使人產生『心悲』、『心傷』、『心淫』、『心壯』等不同的心理反應。他還進一步提出，因為音樂表現
了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從中可以看到時代的面貌。『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因為音樂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巨大教育感染作用，所以它能對整個社會的民情風俗以及國家的安危治亂發生直接影響。荀子深入地論述了音樂的藝術特徵和社會作用，特別強調統治者應該『正其樂』並利用音樂來教化人民，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這反映了荀子重視樂教的主張。可以看出，荀子繼承了【禮記·樂論】的儒家音樂思想，把音樂直接和修身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活動聯繫起來，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音樂觀點。
　　阮籍的【樂論】中闡述的具有道家思想的音樂理論，則吸取了道家思想的『天人合一』、『恬淡虛無』的觀點。同荀子一樣，阮籍也認為音樂能『移風易俗』，但是他認為：『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指出音樂能使『陰陽和』、『萬物美』，『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抵上』，達到『刑賞不用而在自安』的功效。儒家音樂理論只強調了音樂和人的內在感情的關係，至多把音樂同社會政治聯繫起來，而阮籍的道家音樂理論，則把音樂、天地與人聯繫起來，在範圍上比前者要強調得多了，這是二者的明顯區別。
　　阮籍【樂論】說：『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榮，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在這裡，阮籍指出音樂必須遵循『白然之道』，即宇宙萬物的本身規律，向簡易、平淡的方面發展。這同儒家音樂理論主張音樂與『禮』結合起來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反映了阮籍的道家音樂理論與道家『獨任清虛，可以為治』的主張的密切關係。
　　阮籍認為：音樂必須能使人『貴重』、『不妄』，『貴重』以『事神』，『不妄』以『化人』，並認為『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而淫聲作』音樂是與『刑』、『教』、『禮』同等重要的，治國者必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音樂所以設立，不是為了滿足人的情感欲望，而是為了『心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他強調音樂與『無欲』的關係，這種思想來自於老莊的『清心寡欲』、『返樸歸真』的論點，反映了阮籍的音樂思想與老莊思想的繼承關係。
　　阮籍肯定了音樂對人的身心健康有調節作用，認為『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批判了那種以『悲哀』為樂，或單純為了淫樂而作的音樂，認為使人『流涕感動、唏噓傷心』的音樂，是應該否定的。他反駁了墨子『非樂』的主張，並用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例子來說明『聖人之樂和而已』。他還批判了那種『輕盪』、『輕死』的民間俗樂，這在我國音樂理論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阮籍的【樂論】中的音樂理論，由於具有鮮明的道家思想特點，故而對後世的道教音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無論如何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