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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相对于文言其劣势是全方位的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一个自毁长城的时代。那时，在胡适等人个蛊惑下，文言文体被废弃，“写作口语化”成为时尚。一次，一个叫作严独鹤的文人探访一位白话诗作者，恰巧那人不在家，严被请进屋子里等候。严独鹤无意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稿纸，稿纸上有一首新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越开越红的石榴花，红得不能再红了。”他忍不住在这句后边续写了两句：“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
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胡适在做批判文言文的报告时，下面一位同学反驳道：文言文简洁，比如，“无能为力”只有四个字就生动地表达出一种没有办法的情绪。胡适立即狡辩说：白话文只需要三个字——干不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竟然看不出来“干不了”与“无能为力”表达的不是同一种情绪，当时的文化环境之恶劣、文字表达水准之低下可见一斑。
白话文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的劣势是全方位的，一言以蔽之，白话文缺少了“场”。归纳起来，文言文的“场”主要包括雅、文、礼、中庸与天人合一。
“雅”是形成文言文气场的首要元素。雅是相对于俗的。俗字由人与谷组成，顾名思义，人吃谷为俗。《编按：正体字中‘山谷’之‘谷’与‘稻谷’之‘谷’不同字。《说文解字·人部》：‘俗，习也。从人，谷声。’《说文解字·谷部》：‘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由此可知，‘谷’为合体象形字，‘俗’的字面义应该是：喝泉水的人。》俗对于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会的。正因为如此，超越俗的层次达到雅是人的更高追求。“雅”从牙从隹。牙就是牙齿，隹代表鸟类。雅本指一种楚鸟（这种鸟并非生活在楚国，而是生活在秦国）。“雅”的篆字与现在的字形区别不大。“雅”转义为高尚、美好，还是与牙齿有密切关系。造“雅”字时，鸟类的牙齿已经退化为喙，早期的一些鸟类如始祖鸟、黄昏鸟、鱼鸟、不翼鸟等都是有牙齿的，有的牙齿还很锋利。鸟没有了牙齿，人类就不必时刻防范它。鸟儿悠闲地在天空飞翔，令人顿生一种美好的情愫，这种情愫叫做优雅、高雅、雅致。像鸟蜕去牙齿变得温和起来一样，士有度量不与人争，不与天斗，是为雅士。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鸟喻人再平常不过：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不以攻击为能事，是为雅。写文章进入雅的状态，不为辩论写文章，不以攻击别人为写作目的，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获得共时性，因为无论遣词造句还是布局谋篇上都不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不会睚眦必报，也不会使用俚语骂人。
语言学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经过精雕细琢的文字融合性强，而未经雕琢的口语化表达很容易粗暴与极端。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最容易在网络语中出现，因为网络语是无拘无束的。不用说语言暴力绝对不会出现在文言文中，文言文高手即使在口语中也不轻易动粗口。这是因为“雅”具有规范的作用。“规范”也与鸟的牙齿有关系。鸟类牙齿的退化几乎是划一的，有锋利牙齿的鸟类几乎同时发生了牙齿退化，这样几乎所有鸟类就可以建构共同的生存规则。文章亦如此，都以雅为准则，文章就有了共性，这种共性贯通于不同的作者，也贯通于古今不同时代。
“雅”的气场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如同《论语·述而》所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古之士皆使用雅言，不用粗语；
其二，京畿之言为雅，《诗经》中的“雅”指的就是京畿及其周边产生的诗歌，京畿的语言习惯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规范，虽然这种规范不是强制性的；
其三，“雅”是“鸦”的本字，后来分为两个字，但意思仍旧关联：乌鸦是有名的孝鸟，乌鸦社会的规矩是：先是母鸟哺育雏鸟，待雏鸟长大，母鸟老了，长大了的雏鸟再为母鸟捕食，为母鸟养老送终。
孔子被这种现象感动建立了孝文化。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可以认为，“雅”中含有“孝”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文言文就是后人在对前人尽孝。使用能够流传后世的文体记载先人的事迹与功德，让后人知晓，这与乌鸦反哺的性质完全相同。换言之，中国人用雅言记史为的是让千年之后的子孙读的。今天，国人怀疑正史乃是因为崇洋媚外的情绪在作怪。
“文”是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二个元素。“文”的本义是彩色交错，引申意思是文饰，“言”是表达，所谓文言就在在文字上进行修饰，让所表达的内容既高雅又规范。文言文区别于平庸的语体。汉字的与众不同与中国人记录历史的方法与众不同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的朝廷总是设置两名史官，一名负责记事的左史（即大史），一名负责记言的右史（即内史）。
《说文解字》是这样定义左史与右史的：“史，记事者也。注：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这段话出自于《礼记·玉藻第十三》。藻的本意是古代君王或贵族冠冕前垂旒上所穿的玉，后转意为文饰，修饰。左右史的主要分工区别是，左史记录君王身边发生事情，记录是要经过文饰的（即要用文言文书写）；右史是记录君王言论的，要忠于原话，所以要用语体（即今人所说的白话文体）。显然左史的写作难度更大，要求写出的文字规范、简约而且富有感染力。除了要忠实于史实而外还要有美学价值。
记事与记言的区分也旁及历史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历来也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文言的文学作品使用雅言，为传世而作；白话的文学作品使用语体，是为了影响当代以及为赢得社会底层读者共鸣。司马相如、王充、李白、王梵志等都很擅长白话文。有趣的是，同一个作者所写，文言文作品与白话文作品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司马相如写的白话作品数量很多，但一篇也未传世，传世的都是文言作品；王充的白话文著作也未传世，只有文言作品《论衡》得以传世；李白总共写过一百多首白话诗，但大部分失传，仅存《床前明月光》等少数几首；王梵志爱写白话诗，属于白话诗专业户，生前名望较高，然而死后寂寂无闻，只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极力吹捧他，把他吹捧为唐朝第一大诗人，却没有人买他账，胡适自己也出版了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想自封为现代白话诗鼻祖，却流传不下来，没有人读，也没有人评。《三言两拍》《红楼梦》等系白话文小说，但这些作品中含有不少文言的因素，有较强的共时性，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记事与记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具有稳定性而后者很容易与时消息。关于这个特点，孔子给予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苏东坡根据孔子的解释进行了展开说明：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指谓辞达。
“言之不文（另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语中的！文就像一种场，一种亲和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认同这种场，认同这种亲和力，所以，今人读五经并不觉得太困难。不妨进行逆向思考：如果违反“文”的原则，像今日网络写手那样，文章中充斥诸如屌丝、哇塞、打酱油、亚历山大之类的词汇，词序任意颠倒，行文中夹杂英文字母，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句子……后人读这样的文章怎么读得下去，又如何读得懂？
文饰的必要性来自于自然。自然的天象都是经过文饰的：星辰的排列以及卫星的数量也都经过精心的安排，自然中不存在杂乱无章的角落；昆虫与鸟类的翅膀、野兽的皮毛无不经过文饰，生物中不存在违反美学基本原则的个体。文言文体效法自然，也拒绝使用未经文饰的粗野词语，即便是敌对军事集团对话时用的词语也要经过文饰。
《左传·僖公·四年》中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的句子。这是楚国使臣说的一句话，意思为：“没有想贵军涉水渡河到我国境内，这是为了什么？齐国的军事行动路线明明是在陆地，没有江河阻隔，可是楚国使臣使用了“涉”这个动词，这就是典型的“文饰”，为的是缓和气氛，增加和平解决边界危机的可能性。如果楚国使臣直接表白：你们侵犯我国，为的是什么？如此对方则下不来台，气氛一下子就会僵持，不利于调解矛盾。使用委婉的表述，以“涉”代“侵”，效果绝佳。《左传》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知凡几。
“礼”是构成文言文气场的第三个元素。中国古代社会奉行礼治，礼的影响充斥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汉字的影响尤其大。可以说，汉字是按照礼的精神造的，是按照礼的原则使用的，也是按照礼的原则设置文体的。所有的汉字单字都在礼的体系之中，文言文体乃是礼的生动再现。
礼者理也，礼含有讲道理的意思。简单是宇宙的原则，中国人将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简约也成为文言文的一个外在特征。古代，往往一部书只有数千字，最薄的书只有几百字。不变也是宇宙的重要原则，文言文也效法之，尽量不变动写作规则。礼者里也，礼含有按照事物自身内在要求做的意思；礼者立也，礼含有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等意思；礼者利也，礼乃是为了人的根本利益而设置的……作者心中牢记礼，也会形成一种规范。如果把写作比作游戏，有了礼，就有了统一的游戏规则，有了规则，文章的优劣立见。
在文言文的世界，绝对不会发生王婆卖瓜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白话文的场合则屡见不鲜。通过标新立异等不武的手段获得作家称号，这在语体文的场合屡见不鲜。语体文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通过搅局获取利益比较容易。牛顿深谙此理，所以他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时，故意写得艰涩难懂。《原理》面世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把书写得如此难懂。牛顿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牛顿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堵住那些总爱与作者辩论的外行们的嘴！免得他们搅乱我的研究。确实，牛顿很讨厌与不懂物理学的人辩论物理学问题。
同样的恶作剧也发生在爱因斯坦身上，《相对论》的艰涩难懂也有故意为之的因素。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在中国古人身上。因为文言文已经足以把那些没有发言资本又急着发言的人挡在“作家”群体之外了。使用文言文体著书立说必须遵守礼，否则不仅作品不能传世，就是进入写家行列也是很困难的。
“中庸”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礼记·中庸》开首一段提纲挈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就是中庸的气场。当一个人处于平和状态，与道合而为一，此时就可以动手写文言文了。写文言文基本不使用逻辑思维，因为文言文要求人随着“道”走，不随着大脑定出的逻辑走。中国人最忌讳对自己未见到的事情、未听到的话想当然，也忌讳辩论。中国人认为真知是从自然那里观察来的，在非理性领域辩论出不了真知，只能将水搅浑。
所以我一直强调，同样是写作，中国古人用脑的部位与今人不同，与西方人更不同。儒家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合度则宜，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经得起现代物理学的拷问：微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宏观世界也是不可知的，人类能够认知的不过是处于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原则适用于做事，也适用于写文章，特别是适用于写文言文。在处理文与质、虚与实、详与略、美与达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中庸是造汉字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文言文写作的指导原则。标新立异是美学的大敌，也是共时性的大敌。标新立异者总想通过发一些惊人之语、出一些惊骇之论，让世人注意力转向自己。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是会坏事的。
厚古薄今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四个元素。厚古薄今是古人的共识，不仅孔子厚古薄今，老子、孟子、庄子等无不厚古薄今。《潜夫论·交际》说；“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皇帝内经》开篇就是对古人的赞扬：“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儒家先哲除去荀子都主张法先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这是著名的规矩方圆论。
规矩方圆不仅适用于政治思想学术，也适用于语言文字。它酷似一种气场，进入规矩方圆的气场就不得不照章办事。我们常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规矩方圆就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因为大多数规矩方圆是古人建立的，所以必须尊重古人。判断规矩方圆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要看规矩方圆是维护的对象。中国的规矩方圆是维护天人合一方针的，所以可以断定它是积极的。
无论哪个民族，摆脱蒙昧之后首先都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然中森林、野兽、鱼虾、虫鸟是否可以予取予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应该不应该受到约束与限制？显然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古人认为人类面对上苍的恩赐要感恩戴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节制，人类必须与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天人合一。在中国，那些发现这些道理的人被尊称为圣人。后人都应该尊重圣人。这就是法先王的道理之所在。这种保守性乃是汉字稳定之最大保证。不过，只有将汉字置于文言文体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这种保守性。
天人合一是文言文气场中的第五个元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人类的生存方式只有敬天与戡天两种选择。中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与天恒舞、敬天保民之路，而西方选择了以天为征服物件的戡天之路。这就注定了文言文体也要打上天人合一的烙印。对于自然来说新寓于旧，变寓于不变，复杂寓于简易，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通过用典实现“新寓于旧”，通过虚词实现“变寓于不变”，通过比兴等修辞手段实现“复杂寓于简易”，通过强大的文化传统实现“个体寓于整体”。文言文体与天道是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华夏民族的一面旗帜，旗帜上的文字是用文言文体书写的。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是一个重要转捩点，华夏民族由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捩点，标志就是乾隆丢弃了中国人高举了数千年的天人合一大旗。文言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在乾隆的诱导下，中国人由信仰礼教转为信仰喇嘛教，由治国学转为治拓朴学，由热衷于高雅文学转为热衷于小说与红学，由热衷于文字创作转为热衷于欣赏字画古玩，由君主制政治转为寡头政治（乾隆公然在朝廷上说：朕自今日起要独断朝纲），由依礼治国转为依照个人意愿治国，由重用汉臣转为重用满臣打击汉臣。
更要命的是，自乾隆始，将传统的国家大典转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大典，将国家大事变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事，将国家的军队变为为爱新觉罗家族看门护院的军队……中国在其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迅速地沉沦了。
满清覆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孔子、儒学、礼教、文化传统——当然也包括文言文视为导致中国沉沦的不祥之物，无视近代中国的沉沦恰恰是因为中国从乾隆开始放弃了儒家，放弃了文化传统，放弃了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没有了精神信仰，才变为一团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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