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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代表人物] 余觉中:孔子生卒年月日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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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觉中 发表于 2022-10-9 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摘要

记载孔子生日最早、最完备的是《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公羊传》: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史记》:襄公二十二年。《史记》本来未记月日,后人年依《史记》,月日取《谷梁》,推算为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或西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并没有原始史料依据,故不可信。依现代天文历法推算,可知《谷梁》记孔子生日用鲁旧历,《公羊》用鲁新历,二《传》所记虽相差一月,实同指夏历九月二十一日,换算成西历为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孔子的卒日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史记》所记相同。依现代天文历法推算,可知《左传》记孔子卒日用鲁新历,换算成夏历为二月十一日,西历儒略历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

关键词:孔子生日,孔子卒日,鲁旧历,鲁新历,天文历法

关于孔子的生卒年月日问题自古就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争论至今尚未结束。由于现代天文历法的发展,今人对古天象的推测远比过去准确,又因古书的有关记载总是将天象与历法结合起来记载,因此这个问题有望在今天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孔子生日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公羊传》与《谷梁传》。二《传》与《左传》一样是解释《春秋》经的。查三《传》鲁襄公二十一年,经的部分是这样记的: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公羊》在“邾”字后多一“娄”字

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来朝。

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邾子”,《公羊》作“邾娄子”

《左传》记到此为止,《谷梁传》下面尚有一句:“庚子,孔子生。”

《公羊传》下面也有一句:“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春秋公羊音义》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可见当时《公羊传》就有两个传本,一本有“十有一月”,一本无此四字,同《谷梁传》。如以无“十有一月”四字的《公羊传》为准,则二《传》所记的孔子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先儒多主此说。如以有“十有一月”四字的《公羊传》为准,则二《传》所记年日相同,但相差一月。

《史记·孔子世家》却有如下记载: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史记》只记年而未记月日,所记之年与二《传》相差一年。

以上三种说法可以说是有关孔子生年月日最早,也是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后人讨论孔子生日问题大致不出此范围。因以上三书所记各有不合之处,遂有后世的不同考证与猜想,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一、赞同二《传》说;二、年取《史记》,月日取《谷梁》;三、认为三书所记表面有异,实则无异。

赞同二《传》说的,除汉代经师贾逵、服虔等外,尚有宋、元、明之有学之士如刘恕、洪兴祖、黄震、马端临、宋濂等,清代精于考据的学者崔述、江永、钱大昕等人也力主此说。江永在《乡党图考》中说:

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灵王之二十年也,《公羊》《谷梁》皆谓孔子生于是年,二家去圣未远,当必有据。经书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谓十一月庚子则误矣。司马迁《年表》《世家》舛错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汉时亦尚《公》《谷》之学,何以记孔子生年必与《公》《谷》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鉴》前编谓是年九月、十月日两食之,必非生圣人之年,此金氏不知历法故也。合朔当交而食,必须隔五六月,无连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汉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误,未可以是断圣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论语序说》既引《史记》,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系之,则亦误。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后月日,则庚戌岁十一月当甲辰,不得有庚子矣。窃谓孔子生年当以二《传》为信,月日当以《谷梁》为信。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见《丛书集成续编》258,史地类[海外中文图书]:总传杂录/王德毅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296页。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亦认为:

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也。春秋周正之冬十月,即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案十月庚子之文本之《谷梁》,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庚子,则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者,《史记》误尔。《史记》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谷梁》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谷梁》为可信乎?则固谓二十一年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乎?以《世家》之年冠《谷梁》之月,未知其为何说也。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294页

就连孔子六十九世孙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也说:

至圣先师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盖周灵王之二十年也。至《公羊传》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谷梁传》则云冬十月,《史记》又云二十二年,窃谓征《史》不如征《传》,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实无庚子,故断以《谷梁》为是,得年七十四云。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298页

七十二世孙孔宪璜重修《孔氏大宗谱》,亦从二《传》。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300页

关于孔子的生年月日,自古以来异说纷呈,遵《史记》之说者亦大有人在,但未见有人能以充分的理由驳倒二《传》所记,虽然对《公羊传》的十一月之说时有异议。

第二种意见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所增修的《孔氏祖庭广记》之说影响最大,成为后世普遍采纳的说法。在其中的《先圣诞辰讳日》一文中写道:

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当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孔元措编撰:《孔氏祖庭广记》,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影印本,第204页

《祖庭广记》是孔元措在四十六世孙孔宗翰撰的《孔氏家谱》和四十七世孙孔传撰的《祖庭杂记》南渡后改名为《东家杂记》。注:清代钱大昕跋宋刻本《东家杂记》云:“孔传于宣和六年尝撰《祖庭杂记》,南渡后别撰此书,改‘祖庭’为‘东家’者,殆痛祖庭之沦陷而忍质言之欤?”基础上综合扩修而成。《孔氏家谱》现已失落,《东家杂记》今仍可见。《孔氏家谱》是北宗时才开始修的,最初的孔氏家乘只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而且只以抄本传世,并没有完备的家谱自汉代以前续传下来,故对孔子生日的记载家谱中前后不一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祖庭广记》上述文字在《东家杂记》的记载中就有两处不同:一是“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的“庚戌”,《杂记》中作“己酉”;二是“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句《杂记》中没有。虽然二者所记的年份一致,但如是从古延续下来的,其干支纪岁不应有异,而八月二十七日显然是《广记》按《史记》所记的年与《谷梁传》所记的月日合成后重新推算出来的。

《广记》所记的孔子生辰是否有早于《史记》的所本呢?

孔子七十世孙孔广牧著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上说: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公羊传》: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290页

从这段文字看,《广记》所述孔子生年月日好像出自《世本》的记载,而非将《史记》的年配上《谷梁传》的月日。

《世本》是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氏姓、谥法等的书籍,唐代时就已散佚不少篇目,北宋时古本可能已经不存,到南宋末年已全部散失。司马迁写《史记》时曾引用过该书,但孔子的生年月日是否直接引自《世本》呢?

孔广牧认为,宋元丰八年四十六世孙孔宗翰撰《家谱》,宣和六年,四十七世孙孔传撰《祖庭杂记》,金哀宗正大四年孔元措因旧文增益成为《祖庭广记》,从《广记》卷首所引《世本》推断,《家谱》与《杂记》所根据的是北宋相传的《世本》旧本,只是南渡以后《世本》散佚,所以宋代编修的极其完备的目录书《崇文总目》没有着录。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290页刘咸炘先生则指出,《崇文总目》始修于仁宗景祐,完成于庆历,远在元丰、宣和之前,因此,孔宗翰与孔传皆不得见《世本》。参见刘咸炘:《孔子生年月日决辨》,《推十书增补全本·纲旨·右书八》,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68页。原文“《崇文总目》始修于真宗景祐”,“真宗”二字应是“仁宗”之误认为广牧引以为据的《祖庭广记》引《世本》的一段话:“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鲁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长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丘,字仲尼。”孔元措编撰:《孔氏祖庭广记》,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影印本,第53页是广牧的误认。他辩驳说:

细审此节,乃知元措本未据《世本》,而广牧误认也。孔父嘉以下至叔梁纥数句,乃《世本》文。《诗·商颂·正义》曾引,故元措用之。长子曰以下与《史记》文不同,盖是元措隐括《史记》及《家语》诸书之文。元措本不据《世本》,故检阅书目不载也。广牧误认,欲援以证其先说,乃反陷其先人于伪造矣。且若《世本》果有此文而司马据之,何为反删长子一事?又何为图省数字而不载月日?司马迁纵陋,岂至是乎?由是知迁所见《世本》,并无孔子生日之文。又群书引《世本》皆无此文。若果有之,汉世儒者,何不援以正二《传》?徐广、裴骃诸人何不援以证《史》?司马贞《史记索隐》多引《世本》,何独不引,而反于《传》《史》之异疑莫能决耶?刘咸炘:《孔子生年月日决辨》,第564页

应当说刘先生此处的辩驳是十分有力的。如果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这一天不是来自先秦的文献《世本》的记载,而是将《史记》与《谷梁传》的记载拼合起来的,其可靠性自然值得怀疑,由此日推出的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与公历9月28日自然也有问题了。

第三种意见实际上早在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就有人提出来了。这就是赵去疾所著的《孔子生年月日考异》,文后有作者自述为何作此考订的缘由:

因见江西转运司新刻《东家杂记》,尹梅津为之跋,谓今四月八日浮屠氏盛为香花供,问之,则曰佛生日也。吾徒衣逢掖之衣者,深衣大带者,问以孔圣生之日,则愕眙左右顾,莫知所以为对,非阙欤?去疾读之,犹有疑焉。此孔氏家传,不应有误者,因为之考订如上。赵去疾:《孔子生年月日考异》,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圣贤之属·东家杂记》

可见南宋时,孔子之徒尚不知夫子的生日究竟在哪一天。原因自然是二《传》与《史记》所载不合。由此也可推断,孔家自身确实没有从先秦直接传下来的家谱记载,即使有过,后来也一定散佚了。

去疾这篇考订可能是关于孔子生卒年月日全面、深入、细致考辨的最早文献,从中可见作者具有深厚扎实的历法知识以及超人的识力,不然孔氏家族不会将之收入《东家杂记》流传。但后世考订孔子生日的似乎并不重视此篇,其原因可能跟《四库提要》对它的评判有关:

《东家杂记》,宋孔传撰。孔传字世文,孔子四十七代孙,南宋初与孔端友等四人南渡,家于衢州。……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篇,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于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载孔传:《东家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春秋》纪年究竟是用周正、殷正还是夏正?这在历史上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先儒与一般史家倾向于认为用周正,即以冬至所在的冬十一月为正月,所谓建子。殷正是以冬十二月为正月,所谓建丑。夏正以春元月为正月,所谓建寅。因此周正的十月相当于夏正的八月。《谷梁传》记孔子的生日为十月庚子,如依襄公二十一年算,庚子日为二十一日。如依襄公二十二年算,则为二十七日。因此,如换算成夏正,孔子的生日为八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七日。这差不多成为后世大家比较普遍的共识。虽然古人也有认为《谷梁》用夏正,《公羊》用周正的,但认为《春秋》经传全用夏正的,恐怕只有去疾一人,其所得出的结论与人们的普遍认知要相差两个月,难怪《四库提要》要斥之为“殊谬”了。但现代的古天文学家通过推算《春秋》中记载的诸多日食,发现《春秋》经传并不是由单一的某一种历法记录的,往往是夏、商、周三种历法并用,而鲁国则独用鲁历,而鲁历又有鲁旧历与鲁新历之别。古天文学家王笑冬先生在《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一书的《绪言》中说:

夏历建寅,以寅月为正月;殷历建丑,以丑月为正月;周历建子,以子月为正月。西周时期,周王朝对于诸侯国的历法监督管制很严,除了宋国与毗邻的鲁国保留了使用殷历的传统,杞国和鄫国沿袭夏历,楚国启用楚历,其他周王隶属下国家,必须使用周历。擅自改变者,国君会受到处罚。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走向衰落,但周王朝的历法体系是基本完善的。东周时期,周王室一直垄断着天文历算以统御诸侯。在此背景下,春秋时期的鲁国依然沿用殷历“建丑”,同时也使用周历“建子”记事,这是鲁历的特征。在鲁历体系中,我们把“建丑”的鲁历称为鲁旧历,把“建子”的鲁历称为鲁新历。同时使用鲁旧历与鲁新历两套历法记事的《春秋》由于社会动荡,其原始的天地人信息被打乱,后经孔子及弟子整理并传承至今。王笑冬:《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 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香港,现代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页

王先生的这一发现可谓意义重大,他借助现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春秋公羊传》所记载的天象及日期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恢复,终于还原了春秋时期利用天地人同步信息记载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突破口则在现代天文学对古代日食的推算,因为“《公羊传》里记载了36个日食,其中用现代天文历算核准的曲阜地区鲁国国都发生过的日食有31个。这31个日食信息是极为宝贵的信息元,可把古今的信息接轨”王笑冬:《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 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第366页中国自商朝开始已用干支纪日法,据考自春秋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起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2600多年从未间断和错乱过。早在1990年,张培瑜先生就编了一本《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自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50年这3500年间的中西日历都可对照互查。春秋期间各国行不同的历法,作者也同时列出春秋鲁国历法、周历、殷历和夏历的日期对照表。只要知道西历就可查出中历,知道中历也可查出西历。这为考证孔子生卒年月日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过去之所以众说纷纭,跟缺乏根据天象来推算并确定具体的日期有关。有了这本《历日天象》,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可推算出孔子的生卒年月日,古书所记载的干支是否有误也会一目了然,《春秋》究竟用何种历法记录也会水落石出。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春秋朔闰表(公元前552、551、480年)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春秋朔闰表(公元前552、551、480年)

笔者通过查阅《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了《春秋》经中记录的某些日食发生的具体日期,发现与王笑冬先生的推算结果是一致的。综观《春秋》二《传》,在记录春秋鲁国十二公中,几乎都有鲁新旧历交替记事的现象,只是前期以鲁旧历为多,后期以鲁新历为多。用夏正记事的笔者只发现一处,即二《传》的定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春秋朔闰表,鲁定公五年是周敬王十五年,辛亥朔在周正三月,对应的儒略历为公元前505年2月16日,而正月与三月相差两个月,这个正月即是夏正的正月。这一天的日食发生在周历的三月初一,或夏历的正月初一。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战国朔闰表(公元前480、479年)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战国朔闰表(公元前480、479年)

因为历法是依据天象制订的,如果现代天文计算的日食日期与古书记载的相合,再加上古书的干支日记录,不管使用鲁旧历、鲁新历还是夏历,都不会影响考证的具体日期。

由此可见,先儒对《春秋》的日期记录全按周正算是不可靠的,赵去疾认为全用夏正更是不对。《四库提要》以“殊谬”评之,也不为过。

但赵去疾的观点有值得重视的地方。《考异》首先援引《皇极经世书》:“己酉年,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有一年也。”证明《公羊传》之【注】曰“时岁在己卯”是错误的。自然,《东家杂记》将己酉年看作是周灵王二十一年也是错误的。又认为此年十一月无庚子,所以《公羊传》的记载也有误,从而确认《谷梁传》所记的十月庚子是正确的。

王笑冬先生则认为,《谷梁传》此处是用鲁旧历记,《公羊传》用的则是鲁新历,两者并不矛盾。王笑冬:《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 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第365-367页考虑到二《传》上文记录的《春秋》经原文用的全是鲁旧历,而对孔子的生日记录突然又用鲁新历,是会造成一般读者误解的,因此,认为此处的《公羊传》作“十有一月”是误记,也是说得通的,况且历史上有的传本无此四字,与《谷梁传》的记载一致。但王笑冬先生曾对《春秋》经传所记的重要日期全部作了换算复原,发现相邻的两月分别用新旧历记载的并不少见。但只要有干支日与朔日的记载,并不影响推算出具体的日期,尤其是有日食的记载作为参照。如鲁旧历的十月,即鲁新历的十一月,这一月庚辰日是朔日,内有庚子日,如到鲁旧历的十一月即鲁新历的十二月去找,则庚戌是朔日,此月没有庚子日。如将《谷梁传》的十月误认为是鲁新历的十月,则会发现此月也是庚戌朔,月中也无庚子日。所以只要记有“庚辰朔”三字,它都指向公历的9月19日这一天,也即是鲁新历的十一月初一,或夏历的九月初一。这样看来,《谷梁传》的记载自然是正确的,而且与经文的记载保持一致。《公羊传》不管有没有“十有一月”的记载,关系并不太大,都不会影响我们推出孔子确切的生日。这是王笑冬先生发前人所罕发的研究成果。

《考异》又引《史记索隐》之说,认为《史记》不从二《传》的襄公二十一年,而作襄公二十二年,是因为《史记》根据《公羊》的十一月之说,因为周正的十一月即明年的庚戌岁首,所以《史记》的孔子生年比二《传》所记要晚一年。

对于《东家杂记》所记的“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也。当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岁,即鲁哀公十六年也。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为己丑者误也”,《考异》辩驳说:

按《杂记》所书生年月日与《谷梁传》合,是为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无疑,所书薨年月日与《左氏传》合,是为夏四月十八日乙丑无疑。然以生年为己酉岁,则是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也。若以为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则是庚戌岁矣。其书卒年以为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则是壬戌岁矣。今以为辛酉岁,亦非也。盖生年既移庚戌岁为己酉岁,则薨年遂亦移壬戌岁为辛酉岁,以求合于《史记·世家》之七十三岁,而不知生于己酉之年而已得庚戌岁节,此又《杂记》之误也。按《公羊传》以先圣生日为冬十有一月,则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左氏传》以先圣薨日为己丑,则是年四月无己丑,《史记》以先圣之年为七十三,则自己酉岁至壬戌岁为七十四,此今昔之所疑也。今考春秋《长历》,周灵王二十年己酉岁八月置闰,以历法积之,则大雪节当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为十一月朔气。又三四日方为庚子日,是先圣之生已在建子之十一月节气矣。既入十一月节气,则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岁首无疑。《公羊传》之书十一月若误也,而实不误也。《史记》以为襄公二十二年,而又以孔子为年七十有三,亦未尝误也。谷梁氏于年于月皆据实书,公羊氏于年据实书而于月以节书,谓有日可表也。司马氏之笔则于年即以节书,三者皆非误矣。先圣薨日,则左氏之误无疑,亦以春秋《长历》考之,是年夏四月戊申朔,有乙丑无己丑,无可疑者。

《考异》这一段关于三家对孔子生日的记载看似有异实不异的考辨应当说是十分精彩的,从某种角度说,对于孔子的生年月日已有了很有说服力的定断,即《公羊传》与《史记》所载实不与《谷梁传》所记相违,据实记载作周灵王二十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岁次己酉,十月庚子生无疑。

但《考异》所言“周灵王二十年己酉岁八月置闰”,可能不合史实,按《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记载,春秋时期的闰月皆置于十一月。但鲁旧历的十月确实已到了周正十一月的节气,因此司马迁将之当作庚戌岁首也有一定道理。司马迁不记月日,却记为襄公二十二年,也许跟汉人的天人感应观念有关,认为日食之年不可能生圣人。查《春秋》可知襄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这三年皆有日食,唯独二十二年没有,《史记》于是不按二《传》作二十一年,而作二十二年。对司马迁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变通的记法,所以只记年,不记二《传》所记的月日,而且写明孔子卒年七十三岁。古人以周岁记年龄,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刚好七十三周岁,正如绛县老人生于文公十一年前616年,卒于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左传》也称他七十三岁。后人不明就里,将《史记》的年与《谷梁传》的月日拼合起来,于是才误推为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历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要查孔子生日的具体中西历日期,翻检一下《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春秋朔闰表即可。《春秋》经上有“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虽然按现代天文历法推算,此日并无日食上一句“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则与现代天文计算相合,但“十月庚辰朔”的记载却是准确而重要的。查表中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是庚戌朔,庚辰朔在十一月,可知《谷梁传》是用鲁旧历记,与用鲁新历记刚好差一个月。庚辰日是初一,则庚子日是二十一日。故孔子的生日应是鲁新历十一月二十一日,鲁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夏历九月二十一日。查此日的公历,是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如换算成1582年以后使用的格里历,则是10月3日,但因孔子诞辰在1582年以前,按国际惯例应按儒略历算。因此,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夏历九月二十一日是孔子的生日,这一天应是中国人自己的圣诞节。两千来年一直难以确定的圣人诞辰到今天总算可以确定了。

关于孔子的卒年,二《传》没有记载,《左传》在哀公十六年却有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预注此句说:“鲁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东家杂记》认同杜注:“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岁,即鲁哀公十六年也。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谓己丑者误矣。”赵去疾在《考异》中除了纠正哀公十六年应是壬戌岁而非辛酉岁外,亦赞同杜说。《祖庭广记》采纳了《考异》的纠正,亦沿此说:“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岁,即鲁哀公十六年也。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先儒以谓己丑者误矣。盖四月有癸丑、乙丑,无己丑,五月十二日乃有己丑,以乙为己字之误也。”但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战国朔闰表,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周历四月戊寅朔,本月是有己丑日的,看来己字并非是乙字之误,而且《史记·孔子世家》亦采《左传》之说,作“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那么,先儒为何认为四月无己丑呢?生活在晋代的杜预去古未远,又注《左传》,对历法应当是十分熟悉的,宋金时的孔传与孔元措也是饱学之士,对历法也不应如此无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江永在《群经补义》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既东迁,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颁历,列国自为推步,故《经》《传》月日常有参差,如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经书六月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经》书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经》书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经》书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传》此年末有闰,明年辛丑正月为壬寅朔,则《经》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传》之闰月,是周历、鲁历置闰有不同矣。哀十五年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传》在此年末之闰月,而《经》书十六年正月己卯,是卫历、鲁历不同矣。鲁历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卫历闰在十五年之末,则十六年四月无己丑矣,盖月朔不同也。置闰或在岁终,或不在岁终,有不同也。虽其间未必无史误,而杜【注】或以为《传》误,皆不足信也。倘皆自王朝颁历,何至有参差哉!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308页

江永这段话讲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周东迁后,由于王室衰微,列国往往自推历法,造成了经传月日记载不一。其原因一是由于置闰不同,二是由于置朔不同。孔子的生日,《谷梁》作十月庚子,《公羊》作十一月庚子,应也属于此列。由置闰不同,会造成周历与鲁历相差一个月。由置朔不同,会造成周历与鲁历相差一天。杜预是按闰在哀公十五年之末的卫历来推的,自然在十六年四月找不到己丑。

江永在《乡党图考》中又说:

四月己丑当为十一日也,时鲁历与卫历不同,蒯聩入卫事《传》依卫历在前年闰十二月,而《经》书此年正月己卯,是鲁历前年不置闰,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为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非也。杜又云鲁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据《公》《谷》,二十一年生,当为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圣师生卒年月日不明。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第309页

江永在《群经补义》中推夏四月己丑为四月十日,在《乡党图考》中又推为四月十一日,其相差一天就是由于置朔不同造成的。古人用的是日影测量法,合朔在前一天或后一天并不是太严格,故不同的历法往往会相差一天。

《左传》经文在哀公十六年有这样的记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己卯未记晦朔,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春秋朔闰表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可知是年十二月鲁历是辛巳朔,殷历也是辛巳朔,周历却是庚辰朔,朔日早置一天。杜预按《长历》推到五月十二才有己丑日,可知他用的历法即是在前一年年末置闰的周历。如按哀公十五年十二月辛巳为朔日儒略历为公元前480年11月1日的鲁历来推,哀公十六年的正月是辛亥朔,则己卯是二十九日,此日为晦日。下一天的庚辰如定为晦日,则四月己丑为四月十日,如定为朔日,则为四月十一日。因鲁历在前一年的末月不置闰,十二月是大月,庚戌三十日为晦日,则此年正月当为小月,辛亥为朔日,己卯二十九日当为晦日。如此往下推,庚辰为二月朔,庚戌为三月朔,己卯为四月朔,己丑则为四月十一日,此日儒略历为公元前479年3月9日格里历为3月3日。但过去公布的天文历法按周历算,以戊寅而不是己卯作四月朔,故公历儒略历的3月9日对应的周历是四月十二日。王笑冬先生在2016年出版的《春秋三传天文历法索源孔子生卒天文历法考》一书中就是如此确定的。今年夏历九月二十一日我们一道去山东曲阜国学院参加中华天学暨孔子诞辰归真研讨会前后经反复探讨与求证,认定卒日应为夏正二月十一日,这一结果与清代精于天文历法的江永以及孔广牧之师成蓉镜利用十来种历法推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当时由于疏忽,换算成儒略历时定为3月8日,没有考虑到中历由于置朔不同可相差一天,但转换成西历却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一问题是在研讨会后我与王先生一道去拜访南开大学离休物理教授谭成章先生时偶然发现的,于是对原稿的有关部分作了修改。

由以上考辨可知,《春秋》三《传》所记孔子的生卒年月日准确无误,只是因历史久远,《春秋》所用的历法又错杂不一,先儒不知《谷梁传》记载孔子生日用的是鲁旧历,《公羊传》却用鲁新历,而《左传》记载孔子卒日是用鲁新历,从而导致后人不好确定具体日期,也不能进行确切换算。只有到了今天,由于现代天文历法的发展,今人有能力还原二千五百年前记录在《春秋》经传中的天地人交互作用的同步信息,孔子生卒年月日这一千古聚讼的问题才有望得到最终的解决。

今天,我们将孔子的生日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鲁旧历十月二十一日,夏历九月二十一日,西历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将其卒日定为鲁哀公十六年鲁新历四月十一日,夏历二月十一日,西历儒略历公元前479年3月9日,应该说有十分可靠的经典与科学依据。

孔子生前曾有“行夏之时”的心愿,我们现今能于夏历九月二十一日纪念夫子的诞辰,于夏历二月十一日纪念夫子的忌日,应当是符合夫子的心愿吧!

笔者在查考《东家杂记》与《祖庭广记》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孔子家庙所藏的孔子真像。《东家杂记》内有一篇《先圣小影》对此像作了描绘:

《家谱》云:先圣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准,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龙蹲,立如凤跱,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龟脊,龙形,虎掌,骈胁参膺,河目海口,山脐林背,翼臂斗唇,注头隆鼻,阜挟提眉《祖庭广记》作“阜𣍰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昌颜均颐,辅喉骈齿,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头似尧,其颡似舜,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今家庙所藏画像,衣燕居服,颜子从行者,世谓之小影,于圣像为最真。近世所传,乃以先圣执玉麈,据曲几而坐,或侍原文误作“待”以十哲,而有持棕盖、捧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轴者,又有乘车十哲从行图,皆后人追写,殆非先圣之真像。阙里庙学教授尹复臻尝作小影赞云:“夫子之像,其初孰传,得于其家,几二千年。仰圣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谓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则自民以来未有如夫子,盖无得而名。”言世之所传,非小影画像,皆为赝本。唐刘禹锡作许州新庙碑,谓尧头禹身,华冠像“像”疑应作“襐”服之容,取之自邹鲁,即今之所传小影是也。孔传:《东家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9页

确实,一看到书中所载的夫子小影像、凭几像与乘辂像,“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的夫子仿佛从遥远的古代一下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种既威严又亲切的神情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何为中和之德,望之真是撼人心魄!但不知为何却一直藏真于家庙而未显容于世间,至今很少有人见过。孔子的形像是如此,他的真实的生卒年月日也是如此,他的真正的思想更是如此,千百年来时隐时现,似是而非。也许在大道重新开启的今天,孔子的真思想、真容貌、真诞辰又要一道再现了吧!

黄帝四七一四年丁酉岁
九月十八日2017年11月6日初稿
十月十七日12月4日定稿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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