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16公平诗解8君私吏奸求细过忘大体法私纵奸伤善

《贞观政要》卷16公平诗解8君私吏奸求细过忘大体法私纵奸伤善

题文诗：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依于法.

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

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

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

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鱼,

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于爱之者,

罪虽重而,强为之辞;于恶之者,过虽小而,

深探其意.法无定科,轻重任情;人有执论,

疑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亦,

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

其无辞乎!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

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

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量条,

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是故,顷年犯者,

惧君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

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

忘其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背公平道,

乖泣辜意,欲和讼息,不可得也.法不可私.

故体论云:淫泆盗窃,百姓所恶,从而刑之,

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乃由公也;

怨旷饥寒,百姓所恶,遁而陷法,我从而宽,

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

百姓所憎;我之所轻,百姓所怜;是故赏轻,

而劝之善,刑省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

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则,

过轻纵奸,过重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

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

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先为之意,

及其讯之,驱致之意,而谓之能;不探狱之,

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为制,

以谓之忠.当官也能,事上也忠,则名利亦,

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难矣.

《原文》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量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①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注释】
①乖：背弃。
【译文】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 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原文》

故《体论》云：“夫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 道化之隆，亦难矣。
【译文】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