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修睦·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质

讲信修睦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之一，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历史上，中国人以信为本、以和为贵，对内对外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展现了泱泱大国的宽宏胸襟。探讨讲信修睦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精神支撑和价值指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讲忠信

讲信修睦的内涵及意义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修睦者，修习亲睦之事。”意思是讲究忠信的行为，修习亲睦的事情。《礼记》中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特征，要求人与人、国与国达致亲密和睦的境界，讲求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协和万邦。这种价值理念千百年来深深镌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

讲信修睦是构建友好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信，诚也”，讲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孔子认为，如果做人不讲信用，就像车子没有车轴无法行走一样，不能立身于世间。“睦，目顺也”，亦有敬、和、亲、厚、密等解。孔子要求弟子躬行五种品德，“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曾以“文行忠信”来教化弟子，其中充分体现了讲信修睦的价值要求。孟子也指出“修其孝悌忠信”，倡导待人以忠、处世讲信、为人亲厚，从而赢得人们的亲近和尊敬，建立起友爱的关系。当然，讲信修睦要符合道义，古人尤为强调“循义”，“义”是讲信修睦的前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信修睦要以“义”为准则，合义则必履，违义则非守。

修和睦

讲信修睦是维系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纽带。讲信修睦是人与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石，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若以讲信修睦作为社会交往的守则，就能够营造团结友善的社会氛围，达成事业成功。例如历史上的晋商，其经营方式如行帮、朋合营利、伙计制等，都是本着合作互助的原则，依赖人格信义和亲邻之间的友好互助。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积极维护同乡的利益，推行“同乡互助”原则，营造和顺友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注重行业名声和信誉，与经商对象建立信任和睦的关系，进而获得持久的发展。管子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告诫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诚信责己、和睦待人，才能各食其所，构建和谐友善的社会关系。

讲信修睦是促进国家富强的精神动力。“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是国家的根基，是人民行事的根据。荀子曾强调讲信修睦对国家治理和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张其义”“齐其信”是施行王道、建设和谐国家的关键。他举例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这些国家偏居一隅，远离周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所以能强大起来，就是因为以信立国、亲厚百姓，赢得了人心，凝聚了力量。为政者必须修身正己、取信于民，营造和睦的社会环境，方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实现国家富强。

讲信修睦是推动对外和谐交往的重要准则。“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国与国之间想要和睦交往，也需以讲究信用、友爱亲厚为基础。《尚书》记载，帝尧“允恭克让”，有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的德行，不仅使九族亲睦和顺，而且使天下的百姓也都能友好和睦。帝尧的四种道德品质，正是讲信修睦的价值体现。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做到讲信修睦，就会众叛亲离。《左传》讲道：“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也，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普通人尚且不可作出不守信用的事，如果会合诸侯也不守信用，则必然不会成功。古人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讲求“怀远以德”，管仲建议齐侯以礼和德为基础与诸侯修好，“君以礼与信属诸侯”，与其他国家保持和睦亲顺的关系。因此，讲信修睦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讲信修睦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塑造

讲究诚信，谋求和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深植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中，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密不可分。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灵魂。“仁者爱人”“仁及草木”，故能“亲睦九族”“远人来服”。讲信修睦是君子仁人的价值追求，若能以信德行于天下，为人亲厚友爱，则能为人所信任，此即为“行仁”。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所言的“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全部体现了讲信修睦的价值观，所以，讲信修睦的要求内在于“仁”的理念之中。讲信修睦还体现于民本思想中，民心向背是政权稳固的根本，讲信修睦是获得民心的前提。“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如果不能做到讲信修睦，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可见，讲信修睦作为治国之要的伦理准则，在中华文明精神中促成了以仁立身的价值指南，形成了重民、爱民的政治传统。

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守诚信、崇正义是人立身处世之本，是社会和谐之基，与讲信修睦的价值要求是相通的。“君子贞而不谅”，讲信修睦不能拘泥于小信，必须讲大信，在民族大义面前，以崇正义为先。讲信修睦与崇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必须以正义为标尺，所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以“义”为前提的讲信修睦也是经商的重要原则，荀子力赞“良贾”，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吕不韦更将“义”看作是“万利之本”，以崇正义为前提的讲信修睦才能真正持久。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精髓。讲信修睦作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的世界。“民无不足不赡之患，而有亲逊和睦之风，故图谋蔽塞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门户之扉从外合而不关闭也。”这种社会理想充分反映了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价值追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原则，在对外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进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其屈服，体现了对外关系中讲信修睦的价值运用。荀子有言：“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如果能够行忠信、明仁义，做到讲信修睦，那么天下人都会来归服；反之，如果不能讲信修睦，那么也将失去对外的友好关系。《群书治要·傅子》中举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齐襄公失信于部将的“瓜熟之约”，楚国对内失信于民、对外断绝与邻国友好关系等例子，充分说明没有做到讲信修睦的严重后果。“信以守物”“上下和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更有“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好”“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回溯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讲信修睦、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质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曾栉风沐雨但仍巍然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是高度重视讲信修睦理念的礼仪之邦。《群书治要·傅子》中有：“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天地显现其诚信，则四季运行和谐；日月显现其诚信，黑夜白昼便交替正常；天子体现其诚信，则各个诸侯国便安定和睦；诸侯讲究诚信，则国内和平；君子践行诚信，就可以安身于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充分挖掘讲信修睦对于身心和顺、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世界和平的时代价值，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也能够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德支撑。

《注：原载《秘书工作》，2023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