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传承历史，铭记历史

唐太宗的治国成效到底如何？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是“千古一帝”。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而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力行节约，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很快使社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到底好到什么程度？《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悯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到了第二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没有任何人监管的情况下都按时回到朝堂，竟没有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有诗赞叹太宗说：“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这都是太宗皇帝以心感人的结果。所以，那时中国的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的心中没有怨气，社会秩序良好。

不仅如此，贞观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可能也是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太宗统治下的中国，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和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制度来预防贪污腐败密不可分。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时会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

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也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的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齐心，就像响之应声那样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说要三年成功，应该说已经太晚了。”

太宗听后，觉得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其他大臣却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如果听信魏徵所说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徵听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并没有把老百姓换掉。也就是说，百姓是同样的百姓，但他们仍然能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教化而已。看古书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乱得很厉害，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王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治理时期，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便起兵征讨，到了武王的儿子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实现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想不出辩驳的话，但仍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幸好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他引经据典让大臣们无话可说。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代明君，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在臣子们的辩论中选择魏徵的建议。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帝道、王道是以圣贤的教诲感化人心），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的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也就是说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朕能取得这种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太宗又对魏徵说：“玉虽然有美好的本质，但如果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雕琢研磨就和瓦砾碎石没有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玉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朕虽然没有好的本质可供爱卿雕琢研磨，但多亏爱卿用仁义约束朕，用道德来光大朕，才使朕有今天的功业。爱卿确实是一位良工巧匠。”太宗对于魏徵非常恭敬，视他为老师一样，自己也很谦虚，甚至把贞观盛世的成就都归功于魏徵。

由此可知，能够成就盛世是结果，原因是最高领导者，即天子，能够任用贤臣，推行正确的治国理念。太宗能够以史为鉴，接受魏徵的谏言，相信通过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可以把人教好，所以对圣贤教育深信不疑。这些圣贤的政治智慧都是从《群书治要》中承传下来。

历史上，《群书治要》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回日本。从此被日本的历代天皇、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唐朝时期交通不便，日本留学生来中国留学，要带回去的书需要手抄，所挑选的是众多典籍之中的精华，抄写下来带回日本，后人手抄、翻译、流传的也是挑选最有价值的。这部书传到日本后，确实帮助日本创建了承和、贞观两代盛世。

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孙中山先生很有先见之明，他曾留学欧洲，对中外的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理解。孙中山先生认为欧洲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只有科技和机器，要说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向中国人学习。孙中山先生还说：“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在一百多年之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有这种见地，已经看到西方思维的偏颇，认为必须要靠东方的哲学与文化才能调整偏失。

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也提出，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救世界，未来是中华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界。学习《群书治要》就知道，传统文化中的“仁者无敌”“和而不同”的理念等，确实能为世界带来永恒的安定和平。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得以弘扬，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未来。

中国有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智慧、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治国效果。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四大古文明中，其他三个古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绵延五千多年而不衰。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靠的就是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要有责任心，使辉煌灿烂的文化发扬光大，要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把古圣先贤良好的治国理念、方法传承。

当然，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要用当代的事情做印证。《群书治要·史记》中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野谚”，是俗语。“前事之不忘”，不忘前事，这是一个倒装句，能够汲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后事之师”，以后做事的借鉴。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洞察兴盛衰亡的规律，审察是否适宜变化的形势，取舍有条理，并顺应时代制定相应的策略。因此历时长久而国家安定。

这句话告诉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把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运用在当代政治治理和企业管理之中，观察是否依旧有效。比如，古人说的“君仁臣忠”，“君”是领导者，“臣”是被领导者。现在有些企业把“君仁臣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创下了“中国式管理”的很多案例，确实达到了“不忍欺”，即员工不忍心欺骗老板，说明这种观念在今天依然适用。当然，还要审时度势，根据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比如，古礼的最重礼是三跪九叩首的礼，现在如果行三跪九叩首礼就不能接受，会让人认为是封建。所以现代的最重礼，就改为三鞠躬礼，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则更要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做相应调整。

所以，学史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复古，而是为了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在建党百年华诞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连续讲了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强调了学习党史、国史、古为今用的重要性。对于肩负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深入国史、党史的学习，古镜今鉴、古为今用，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