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的重要性

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_{有一过则德义废，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_{诸侯犯此，国亡之道也。}臣下弗匡，其刑墨。_{邦君卿士，则以争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凿其额，涅以墨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纳谏的重要性

三风十愆，卿士犯了一件，家就会丧。有一过则德义废，失位亡家之道也。有一个过错，德义就会荒废，这是失位亡家的道路。诸侯国君犯了一件，国就会灭亡。诸侯犯此，国亡之道也。诸侯犯了这些，这是亡国的道路。假如臣下不能匡正，就施以墨刑。邦君卿士，则以争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凿其额，涅以墨也。国君卿士，以谏臣自然匡正。假如臣子不能匡正君主，就会施以墨刑。在他的额头上刺字，涂上黑色。

国君出现以上问题，但是卿士们不能劝谏，就被施以墨刑，这说明古代的法制非常健全，不仅惩罚人作恶，也惩罚人不作为、不担当。做错事要受惩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也要受惩罚。这种制度的合理之处就在于鼓励人们担当，防止庸官、懒官、不作为的官。所以，为什么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犯颜直谏的官员？因为从上至下大家都公认的忠臣标准是，看到君主犯过失必须犯颜直谏，而且凡是明君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主动求谏，请臣子批评、议论自己的施政得失。

《战国策》中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战国时期，齐威王有位臣子叫邹忌，身高八尺有余，长得高大庄严。有一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比较英俊？”城北的徐公是当时齐国众所周知的美男子。但是妻子却回答：“徐公比您差远了，还是您比较英俊。”邹忌听后很高兴。没过多久，邹忌又问他的妾：“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长得比较帅？”妾也回答说：“徐公比您差多了，还是您长得比较帅。”邹忌听后又很高兴。有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问，在谈话中邹忌问客人：“我和徐公比起来，谁长得比较英俊？”客人马上回答：“当然是您了，徐公怎能和您比？”

过了一天，徐公到家里做客。邹忌认真地观察徐公，心里想，人家比我英俊多了，我怎么能比得上人家？等徐公走后，邹忌再在镜子前一照，看来看去，觉得自己比徐公实在差得太远。

后来他就想，明明我长得比人家差多了，为什么妻子、小妾、客人都说我比较英俊？想来想去他想明白了。原来，“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我的妻子之所以觉得我英俊，是因为他对我有偏私，她太爱我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她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英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小妾之所以说我长得英俊，是因为她害怕我。这就是《大学》中说的“身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心里有恐惧，看问题就看不清，或是看清了也不敢说实话。客人为什么说我比徐公还英俊？“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是因为他有求于我，所以才说我长得比徐公英俊。

有一天，邹忌把这件事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觉得很有意思。突然邹忌话锋一转说：“国君，齐国有千里之地，一百二十多座城池。而您身边的女子和左右的近臣，每个人对您都有偏私，都讲好话给您听。我才有一个妾惧怕我，但是朝廷所有的大臣都惧怕您。我家里只有三个人迎合我，我就已经分不清黑白美丑，自以为比徐公更英俊。而全齐国的人都有求于您，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不被蒙蔽吗？”齐威王很有智慧，赞叹说：“所言甚是。”你讲得太好了。

然后，齐威王自省并提出具体的做法：“从现在开始，臣子能当面指出寡人问题的，受最高奖赏；能上书写奏章，指出寡人问题的，受中赏；在公共场合能够准确议论寡人的过失，并且传到寡人耳中的，受下赏。”结果举措一公布，门庭若市，群臣百姓纷纷为他提出不同意见。几个月之后，提意见的人慢慢少了，偶尔还有人来提。一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来。因为齐威王把过失全都改过来了，老百姓和臣子没有什么意见可提。

邹忌讽齐王纳谏

一年之后，齐国附近的燕国、韩国、赵国、魏国都派人来拜见齐威王。因为齐威王的德行好，国家强盛，别的国家不敢冒犯他，还很恭敬他。这就是所谓的“战胜于朝廷”。为什么能有这种效果？因为君王有德。他在朝廷中施行德政，善于听从下属的不同建议，明察自己的得失，改正施政的弊端。结果不动一兵一卒，就让别的国家佩服、敬畏。

试想，这么多人给齐威王提意见，其中肯定有与他意见、想法不一致的，但他都能欣然接受，所以才出现诸国敬服的景象。

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性，所以不仅从刑罚上对应该劝谏却不劝谏的臣子进行惩罚，而且也对提出好的谏言的臣子给予奖赏和激励，才保证臣子们都能够犯颜直谏，并作为尽忠职守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纠错机制。

《吕氏春秋》中记载，楚文王得到了当时有名的“茹黄狗” “宛路箭”，到云梦泽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不理朝政。他又从丹地得到一个美女，每天和美女歌舞升平，一年都没有上朝，没有办理政事。后来他的太保申说：“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大王的罪应该受鞭刑。”楚王说：“能不能变换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寡人？”太保申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大王不受鞭刑，就等于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大王，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王听后说：“好吧。”

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过来，让楚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荆条放在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可以起来了。”楚王问：“既然有鞭笞的名义，您就不如痛快淋漓、名副其实的打寡人一顿好了。”太保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

太保申说完之后，站起身来走出去，请求楚王把他处死。可见，他去进谏楚王时，就已经做好要被处死的准备，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看着楚王犯过失而不去劝谏。他的忠诚达到这种程度。在古代，忠臣的标准就是敢于犯颜直谏。

后来，楚王确实感到羞耻。他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一心一意治理楚国，使楚国逐渐强大起来。楚王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结果。

《群书治要·昌言》中说，君主有五种情况，臣子不可以劝谏。第一，废除皇后、废除太子。废除皇后、废除太子，这肯定是皇帝下很大的决心才作出的选择，所以这种情况时不能劝谏。第二，对自己的情欲很放纵、不节制。放纵情欲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已经被欲望所控制。第三，专宠一人。专门宠幸、宠爱一个人。第四，宠幸阿谀奉承的人。第五，骄贵外戚。

以上这五种情况都不能犯颜直谏，因为这些情况下犯颜直谏，君主很可能不会采纳臣子的建议，甚至把直谏的臣子处死。而这位太保申看到楚王不节制情欲，而且宠爱一人，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劝谏君王，可谓极其忠义。正是因为他的劝谏才改变了楚文王，乃至整个楚国的命运。假设当初楚王犯了这些过失，太保申为了保全自己，不敢犯颜直谏、指正他的过失，那么楚王也会沉迷下去，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还可能导致国家的衰亡。由此可见，谏臣的功德有多大。这也说明楚国的先王确实有识人任人的智慧，确实任用太保申是很吉祥的事。

《贞观政要》中讲：“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直，但是却不敢犯颜直谏；和国君关系很远的人，恐怕国君不信任自己，也不能犯颜直谏；怀禄之人，心里还想着自己的官位、俸禄的人，考虑到不便，也不敢犯颜直谏。但太保申忠直不阿，任他为太保就是楚文王的老师，和楚文王的关系很近，深得楚文王信任，而且没有自私自利，不顾自己的地位、俸禄，有一片对先王的忠诚之心，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丢官吗？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必须主动纳谏。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性，所以专门设立谏官参与议政，并对谏官的个体素质要求非常高，选拔和任用也非常严格。有资格被选任为谏官员，在政治上首先是忠诚之士，品德高洁、自身干净、一心为公，这样才敢于直言；在个性上要率直不欺，不曲意奉承、随波逐流，而是一身正气，卓尔不群，这样才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识；在学识上需要“器识远大、学问渊博”，否则很难提出经民济世、治国安邦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谏官还要有一定的从政经历，熟悉民情政情，避免空发议论，华而不实。司马光在《举谏官札子》中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政体。不爱富贵，没有贪财好利之心；第二，珍惜自己的名节；第三，晓知政体。历代对谏官的选任都十分重视，谏官的数量少而精，选任的程序极其严格，对品行和能力的要求很高，位卑而权重，地位清高，而且升迁快捷，有利于鼓励和吸引人才。这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制度设计，至今仍值得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