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圣贤人在世,也需要有明君认识并重用

圣贤也需有明君

“十曰以谗嫉废贤能”，因为谗言嫉妒而废弃贤能之士。《战国策》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国大臣庞葱很受魏王的器重，魏王派庞葱陪同世子去赵国做人质。庞葱知道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之人的影响，听信谗言。所以临行之前，庞葱向魏王讲述了一则寓言。庞葱说：“大王，如果有人对您讲，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您会相信吗？”魏王笑了笑说：“当然不相信，老虎招摇过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庞葱接着问：“如果又有一个人从街市上回来，告诉大王说街上有一只老虎，这回大王相信吗？”魏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很难说了，要考虑一下。”庞葱继续问：“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大王会信吗？”这一次，魏王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如果三个人都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了。”

庞葱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那些说有老虎的人只是在相互传谣。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现在我和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赵国远离魏国，比从这里到大街的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倍。而这时候如果进谗言、诽谤我们的又不止三个人，大王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希望大王能够明察。”魏王听了之后说：“我知道该怎么办。”

庞葱走后，诽谤的声音很快就传到魏王那里。当世子结束人质的生活，回到魏国时，庞葱就再也见不到魏王了。这说明魏王已经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由此可见，谗言的力量多么可怕。即使魏王已经提前受到提醒，做过预防，但仍然抵不过谗言的泛滥。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如果领导者是有智慧的人，就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希望团队和谐的人，绝对不会故意制造矛盾，影响人际和谐。而听信谗言的原因在于“谗不自来，因疑而来；间不自入，乘隙而入。”所以，古人教导人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君王要检讨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对身边的人有成见、嫌隙，才使谗言乘机而入。而进谗言的人一般都有嫉妒之心，嫉妒之心让人心里失衡，容易招致怨恨，因此会做出诽谤、伤害他人的行为。

孔老夫子在世时周游列国，希望自己的仁爱学说能够为一位开明的国君所采纳，把国家治理好，为天下人做出善治的示范，让天下人都来学习，但也遭到重重困难。

当孔子到达楚国时，楚昭王本来想重用孔子，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重和诚意，想把有居民的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封给孔子。但这时，令尹子西进谗言说：“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诸国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的人才吗？”楚昭王一想，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相国之中，有谁的德行能和颜回相比吗？”楚昭王又想了想，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的人物吗？”楚昭王又摇了摇头，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人才吗？”楚昭王仍然说：“没有。”

令尹子西说：“楚国的祖先在周受封时候，封号是子、男的爵位，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子修习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任用他，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数千里的土地吗？周文王在丰地，周武王在镐地，领地才不过方圆百里，原本只是小国的国君，最后都能称王天下。而现在如果孔丘占有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贤能的弟子辅佐，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楚昭王听后，认为令尹子西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给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这完全就是因为君主没有知人之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圣人周游列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够把自己的仁爱学说推广于天下，让百姓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使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但是这些国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狭隘的私心揣度圣人的心量，结果导致圣人在世时也不能被重用。所以古人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即使有圣贤人在世，也需要有明君认识并重用。古人说，不世之臣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也就是卓越的臣子要遇到卓越的君主，才能建立不朽的功勋，否则即使如圣人孔子也难免被埋没。

“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如果以上列举的十难不排除，贤臣就不能被起用；贤臣不能被起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如果君主不能任贤远佞，或者任人出于个人喜好，任人唯亲，都必然招致国家的败亡。

《群书治要·昌言》中说：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没有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出于自己的喜好；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行赏罚；喜欢美女而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残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严格在冬日行刑，按照四时规律处理国家大事；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牲畜，都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了这些，也无益于挽救败亡。

这段话告诉君主，治国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任人唯贤”。贤德之人能够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教导百姓，真正把人心转恶向善，国家才能得以治理。相反，如果不尊重贤才，不能做到任人唯贤，即使费尽心力地用于占卜、祭祀等仪式，人心却没有改变，这些仪式也就变成了形式主义，免不了败亡。

关于任人尊贤的重要性，《群书治要·周易·益卦》中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的人能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群书治要·周易·屯卦》中也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是能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群书治要》中指出，用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治乱安危。得贤首先要知贤，并把观察贤士的方法总结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三参、四慎、五仪、六验、七害、八征、九虑等，以此全面观察人的心性，判断是否贤德。观人虽有方法可循，但招纳贤士最重要的还是《大学》中所说的“有德此有人”，即君主、领导者修养自己，就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感召真正的人才。所以，真正的人才不是高薪聘请的，都是感召而来的。

得贤之后，还要敬贤、任贤。判断贤人应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重视选拔忠孝之士、贤德之士、廉政之士和让贤之士。让贤，体现一个人没有私心，所以古人把让贤作为评价一个人德行的重要的标准。任贤之后要安贤，对待贤士要做到态度上诚敬、物质上保障、制度上激励，这都是感召和留住贤才的重要方法。因此任贤尤其要避免求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信而复疑，不能官非其任、禄非其功，杜绝求全责备、嫉贤妒能、听信群小、党派之争等情况的发生，因为这些都会导致失贤。

比如，汉代实行的“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包括“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的原则，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的各个环节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即举荐贤人就受到国家的最高奖赏，蒙蔽、埋没贤人就受到国家的最高惩罚，从而保证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的位置。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如何把人培养成贤德之人、如何把贤德之人选拔到领导的位置上而设计，其结果就是《群书治要·六韬》中所说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不能以私害公，没有功劳的人不给予赏赐，没有罪的人不能无故被施刑；不能因自己生气就给人责罚，高兴就给人封赏；残害人民的人有罪，进献贤者的人受赏；……这样官府就没有贪污腐败之人的藏身之处，国家也没有流亡、冻饿的民众。

以上就是因为古人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必须落实任人唯贤，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所以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总结了系统的观人、选人、得人、任人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为今天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文化底蕴。